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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代书院教学对高校思政课教学启示 　　摘 要：中国古代书院是一种颇具特色的教育教学组织形式。随着近代历史文化的变迁早已不复存在，然而其在教育教学诸多方面取得的成就，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给后世留下很多具借鉴价值与启示意义的教育理念。我们应该从中国古代书院教育教学明德为先的教学侧重、启诱为主的教学形式、互动为常的教学手段三个维度分析中国古代书院教学对当今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启示。 　　关键词：书院教学；思政课教学；明德为先；启诱为主；互动为常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3-0214-02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化教育组织形式，肇兴于唐宋，历经元明而不衰，直至清末，才被新式学堂所取代，进而退出历史舞台。其在华夏大地上绵延存续了千余年，可谓是中国教育史上引人注目的一大奇观。研究者通常将中国古代书院界定为由私人设立或官督民办，采取自由讲学的方式，注重提升学生自我修养和明辨是非素质的非功利型人才培养场所[1]。作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书院给后世留下了巨大而丰富的教育教学财富，笔者对古代书院教学层面的资源进行了粗浅的梳理，认为其在以下三方面对当前高校思政课教学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一、明德为先的教学侧重及其对思政课教学的启示 　　古代书院是儒学大师亦即书院的教师进行学术研究与思想传播的重要基地。故而，古代书院大多以明晓人伦、存理去欲的思想为指导来选择教材和安排教学内容，如以理学家所推崇的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为规定教材和学习内容，这与当时官学由“经学”与科考决定的重记诵、习章句、务文词的教学内容是大不相同的。 　　书院的教师们并不希望把书院教育办成汉代诸儒考据训诂的隔代翻版，而是希望学生能从儒家经典之中“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2]75成为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真君子。例如，朱熹认为：“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尽其伦而后已焉。”[2]15书院的目的就在于“明人之大伦而已”。在其日后制定的岳麓书院学规中对学生提出了修身处世的具体要求和待人接物的道德规范“言忠信、行笃敬、惩忿室欲、迁善改过”[3]254“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3]254；范仲淹认为书院教育需“敦之以诗书礼乐，辩之以文行忠信”，其在花洲书院讲学时要求学生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观，要存“古仁人之心”，要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由此可见，学理明伦、养性修心亦即明德为重是古代书院教育教学的侧重方面。正因如此，书院教师在讲学中还经常会讲明义理，讲解有关身心修养的学问，要求学生“尚德操，求致用”，教育学生如何做一个有德行操守的人，培养学生的道德自觉性，进而指导学生如何安身立命与行事做人。 　　这方面对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启示：可采用道德素质为先，政治素质随后的教学顺序――即先侧重学生做人层面的问题，而后再侧重做事层面的问题；先侧重培养学生的人品性情，而后再着重培养学生的政治思想理论素养，再要求学生全身心地学习思想政治理论和提升自身政治敏感度与觉悟度。按照这种顺序进行思政课教学，教学实效性会更好些。因为良好的道德素养是学习其他一切知识的便利条件。学生的道德素质提高了，再进行思政教育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基础。笔者的教学实践证明，教师在思政课的教学活动初始阶段就贸然进行思政知识的讲授和思政素质的培养，学生就会觉得教师是在进行政治说教，而不是在传道授业解惑。有些学生可能会心生厌烦或抵触情绪，从而使思政课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二、启诱为主的教学形式及其对思政课教学的启示 　　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经过长期发展，古代书院逐渐形成了很成熟的教育教学形式：以学生自学问难为主，而以教师启发诱导为辅。在聚众面授或当堂讲授时，教师大都采用提纲挈领、统括全篇式的授课方式，其后由学生随自我性情喜好与悟性深浅自行进行钻研探究。所谓“指导者，师之功也”，朱熹认为教师的任务就在于从旁指导学生，让学生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体，他说“师友之功，但能示之于始而正之于终耳。若中间三十分工夫，自用吃力去做”[4]；程颐与程颢认为“学贵乎自得”，经常用“义有至精，理有至奥，能自得之，可谓善乎矣”来勉励学生进行自学。古代书院的教师大都会把指导学生学会自己读书作为教学的重要任务，并会将自己多年积淀下的读书治学经验与心得全盘传授给学生。如朱熹就将自己的“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和着紧用力”读书治学的经验心得与方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学生。 　　古代书院还传承了孔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教育精髓，特别注重“学思并重”。在具体教学活动中，除了鼓励学生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