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宋科举士风之三变及其对诗风影响.docVIP

论唐宋科举士风之三变及其对诗风影响 　　[摘 要]在唐宋科举士风演进的大链条中，最根本的变化有三次：第一次是在唐宣宗即位(847)后，第二次发生在唐亡(907)后，第三次是在宋太宗即位(976)后。唐宣宗开创了进士独尊的局面，也开始了唐代科场最黑暗的时期，广大寒士普遍蹭蹬举场数十年仍然如痴如狂，使得唐末六十年成为唐诗大普及的极端时期；五代(舍宋太祖时期)文人远离科举，养成“吟癖”；科举制度在宋太宗以后展现强大的生命力，文人形成意气风发、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科举士风，由此促进了重理性、好议论诗风的形成。三次巨变，最终完成了螺旋式的回归，宋代文人的精神境界也实现了一次飞跃。 　　[关键词]唐宋；科举士风；三变；诗风 　　[中图分类号]1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6)02―0145―05 　　唐宋两朝，新兴的科举制度及其嬗变对不同时期知识分子精神面貌、行为方式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形成阶段性的共同倾向，我们姑且称之为科举士风。科举士风往往是我们考察文学的时代风貌的一把钥匙，它会帮助我们打开唐宋诗歌风貌演变的重重大门，揭示其演变的深层原因。通过详细考察，我们发现，在唐宋科举士风演进的大链条中，最大、最根本的变化有三次：第一次是在唐宣宗即位 (847)后，第二次发生在唐亡(907)后，第三次是在宋太宗即位(976)后。三次巨变相应地给文学(主要是诗歌)风貌的演变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一 　　 　　唐代选择官吏，主要有科举、以门荫人仕和流外人流三种途径。初唐时，科举①在这三种途径中的地位是很不重要的。但到武后之时，出现了唐代科举制度的第一次变革，陈寅恪先生认为它有社会革命的意义：“及武后柄政，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于是进士之科为全国干进者竞趋之鹄的。……故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1](P18)其实，科举地位的提高只是相对而言，直到盛中唐，它仍未取代门荫成为人仕的主要途径②。据陈铁民先生统计，盛唐时代科举人仕者占24％；以门荫人仕者占46．8％[2]。可见门荫人仕仍是盛唐仕进的最主要途径。安史乱后，进士科 (亦称文学科)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考进土的举子越来越多，明经出身受到鄙视甚至嘲笑，进士与明经的矛盾尖锐化。比如元稹明经及第后拜访李贺，李贺不仅不见，还挖苦嘲笑(《剧谈录》卷下)。当然在此局面形成过程中，由于涉及到世族与庶族、子弟与寒俊之间的矛盾，也伴随一些颠簸和斗争，如肃宗朝的刘蛲、代宗朝的杨绾、文宗朝宰相郑覃、武宗朝宰相李德裕皆猛烈攻击进士科并曾请求皇上罢进士科。虽然进士科未被罢停，但进士科的核心科目“诗、赋”却多次遭到停试。如开元二十五年进士停试诗赋；德宗建中二年，以箴、论、表、赞代诗、赋；文宗大和七年八月，诏停试诗赋，等等。 　　晚唐武宗对进士地位的提高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唐武宗规定，只有科举及第，尤其进士及第者，才可称“衣冠户”，他们不仅“免一门差徭”，而且“输税全轻”(唐武宗肋口尊号后郊天敕文》)。但进土科真正形成独尊统治的地位是在唐宣宗即位以后，可以说，宣宗大中初年(847)是唐代文人科举士风、科举心态发生巨变的分水岭和转折点。 　　据统计，中唐宪宗以后进士出身在宰相中所占的比例为：宪宗朝宰相29人，进土出身7人；宣宗朝宰相23人，进士出身20人；懿宗朝宰相21人，进士出身20人q)。可见，晚唐宣宗朝才突显出进士独尊的局面②。通过唐宣宗的努力，进士科被赋予至高无上的荣誉，因而“进士自此尤盛，旷古无俦”(孙柴《北里志序》)。唐宣宗以后，不仅再无人敢奏罢进士科，再无人敢奏停试诗赋，而且诗赋(尤其诗歌)得到前所未有的偏重：恢复“日试万言科” (诗赋)、“日试百篇科”(诗)等制科举，大中、咸通间，诗坛一时涌现出“日试万言王凝”、“孙百篇”、“胡百篇”、“庞百篇”的荣誉头衔和名号③；恢复进士杏园宴集，宣宗常亲自参加新科进士的曲江宴、杏园宴，赋诗助兴(《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纪)；允许不第进士自荐诗三百篇，优秀者当即授官，“宜宗锐意文治，白衣稍出流类，亦往往上闻”(司空图《卢渥神道碑》)。又如唐宣宗微服私访考察进士科得失，一次遇到举子卢渥，宣宗赏其诗作，索其诗卷，袖之而去，他日令主司放其进士及第(《北梦琐言》卷八)。宣宗甚至以九五之尊自称“乡贡进士李道龙”、“乡贡进士李某”(《唐语林)卷四“企羡”)。大中十三年(859)，即将死去的唐宜宗下诏裁放大批宫女，准许放出的宫女嫁给文武百官，但是不许嫁给从未及第的举子(《云溪友议》卷下)。此事对于广大寒士争取进士及第无疑具有极大的刺激。 　　唐宣宗在提高进士地位的同时，又敕令取消对子弟的限制，消除子弟与科举的对立。本来，进士科主要是面向广大“寒士”的。在唐宣宗以前，“子弟”的人仕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