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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商业贿赂主体法律界定及争议分析 　　摘 要：《刑法修正案(六)》将《刑法》第163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犯罪主体扩大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此举是我国对商业贿赂犯罪主体的界定扩大化的具体体现。其填补了商业贿赂犯罪主体方面的漏洞，但还存在有待补充和完善的地方。本文拟从对商业贿赂主体研究角度为切入口，刍析商业贿赂主体的界定与缺陷，望对我国当前打击商业贿赂斗争和构建长效发展机制提供理论保障。 　　关键词：商业行贿主体；商业受贿主体；经营者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一些新型的经济犯罪有了丰厚的孕育土壤，层出不穷，其中商业贿赂犯罪表现的尤为突出。从德普案的媒体曝光到反商业贿赂首次作为反腐败的重要内容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会上被提出；从“足坛黑哨”的屡屡暴光到医生“红包”收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我国同时也着手通过刑事立法加大对商业贿赂犯罪的调整和惩处力度，如《刑法修正案(六)》对《刑法》第163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犯罪主体扩大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商业贿赂之所以有一套盛行多年的“潜规则”，正是因为我们对商业贿赂构成要件的界定一直模糊不清。所以商业贿赂惩治的主体范围能否贴切民生，对商业贿赂犯罪主体的界定是否全面显得尤为重要。 　　在讨论商业贿赂主体界定的问题之前，我们应先区分一个问题：商业贿赂犯罪是否等同与商业行贿罪?笔者认为从竞争法角度审视，对于那些利用交易优势地位，收取相对人给予的不正当好处的受贿行为，显然应作为不正当竞争纳入商业贿赂行为来进行规制；以犯罪学原理观之，贿赂犯罪是一对一的犯罪，有行贿必有受贿；从反商业贿赂腐败政策出发，为了全面惩罚，也不应任意割裂商业受贿与商业行贿之间关联。商业贿赂犯罪应该包括两个具体的罪：商业行贿罪、商业受贿罪。理清这个问题后，我们就可以清晰地把握商业贿赂主体的研究层次――行贿主体和受贿主体两个层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帐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显而易见，这里所禁止的行为包括了商业行贿和商业受贿两方面，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中规定的商业贿赂主体即行贿主体和受贿主体都笼统的指为“经营者”。 　　 　　(一)对商业行贿主体的界定及争议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商业行贿主体是“经营者”，即《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第3款规定“本法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根据此条规定，可以分析出行贿主体有如下的特征[1]：(1)只要参与市场活动、从事经营行为就属于经营者，而不论其是否具有经营主体资格，即经营者不仅包括取得经营资格的合法经营主体，还包括不具备合法经营格从事经营的主体。(2)经营者是指实施交易行为并作为交易关系主体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3)经营者的职工采用商业贿赂手段为经营者销售或者购买商品的行为，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应当认定为经营者的行为。 　　对于此处“经营者”的界定，学术上存在着一些争议： 　　第一个问题：未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非经营者是否能成为商业贿赂的主体。即对经营者的界定是以其行为性质作为标准还是以经营者主体资格作为界定标准。争议观点中，一种观点认为未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非经营者可以成为经营者，对经营者的定义应从行为特征上界定，设立程序是否合法不应成为认定经营者的标准[2]；另一种观点认为此类交易主体并非经营者，理由是该经营活动的违法所在是从业人员未取得必要的资格其违反的是相关的经营主体和经营活动管理法可以依照相关规定责令改正没收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取缔等，但是不能按商业贿赂处理。[3] 　　笔者的观点更倾向于前者，认为此处对经营者的认定应该从其实质性行为要件出发，只要是从事经营活动的主体都可以列入商业行贿主体范围之内，而无需考虑其是否具备合法的形式要件。对于“经营者”应当做广义上的理解，即判断一个主体是不是经营者，不应当只看其成立的目的是否从事经营，而应当判断其所从事的行为是否属于经营性行为。因此，经营者可以是任何从事经营活动的自然人和法人，也可以是任何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组织体，如合伙、无限责任公司和两合公司等。即使是国家或其他公共机构，只要他们是从事经营行为的，也可以成为经营者。[4]如果根据第二种观点把未取得合法资格的经营者排除在商业行贿主体之外，单对其违法经营行为进行制裁，这将导致其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过轻，逃避了起商业贿赂行为所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同样的行为并不能承担相同的法律责任，这也不符合平等、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