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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比例原则在行政强制程序中应用 　　摘要：在行政行为的“大家族”中，行政强制是一类比较特殊的具体行政行为。说其特殊，一方面是说它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保障行政法律规范的实施、督促行政相对人自觉履行法定义务中起着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不可比拟的强制作用，另一方面则体现在行政强制的滥用又极易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基本权利。正是基于行政强制行为的这种“两面性”，有必要对行政强制行为从原则和制度上进行法律规制。比例原则是我国行政法上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其基本内涵是指行政权力的行使除有法律依据外，行政主体还必须选择对人民侵害最小的方式为之。我国虽然已于2012年1月1日正式施行《行政强制法》，但行政强制仍然是目前我国行政权力中最活跃、最容易被滥用的一部分权力。本文就“比例原则”在行政强制程序中的合理适用进行初步探讨。 　　关键词：比例原则；最小损害；行政强制；应用 　　一、我国行政强制法律规制现状分析 　　行政强制是政府经常实施的一种行政执法行为，它既涉及行政管理效率，也涉及对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处分和限制。但长期以来，我国在行政强制领域一直没有进行统一的立法，以致在这一领域里长期存在着“乱”和“软”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1）哪些机关可以设定行政强制措施，不明确；（2）行政强制措施的具体形式繁多，同一行政强制措施有多种表述，缺乏规范；（3）有些没有强制权的行政机关自行实施行政强制，甚至授权、委托其他组织实施行政强制措施；（4）缺乏程序性规定，采取强制措施时随意性较大，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5）行政机关履行行政管理职责时，缺少必要的手段，致使一些严重违纪行为得不到有效处理。[1] （P.1-2） 　　这些问题的存在，大大降低了政府行政管理的效率，侵害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影响了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发生在2003年的“李思怡”案足以暴露出上述问题。2003年6月4日，家住成都青白江区的李桂芳将3岁的女儿李思怡锁在家中，然后伙同其他两人外出行窃，事发后虽不构成盗窃罪却被警察发现为吸毒人员，当晚被送到成都市戒毒所。在派出所和戒毒所期间，李桂芳多次请求警方通知家属照顾幼女，均未引起重视，最终导致3岁女童李思怡被活活饿死在自己家中。这一案例在当年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今天，我们从行政强制的角度来分析、思考这个案件，可以看出，如果当时涉案民警能够按照法定程序来实施强制戒毒这一具体行政行为，完全可以避免悲剧发生。此案发生时，我国虽然没有《行政强制法》的明文规定，但我们在其他法律法规中仍可以找到相应的程序规定，如《强制戒毒办法》第五条明确规定，警察应在3日之内将《强制戒毒通知书》送达被戒毒人的家属、所在单位和居住地派出所。但当时的涉案民警并未送达，而是将《强制戒毒通知书》放在自己的办公桌内。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当时警察及时将该通知书送达李桂芳的家属，那么一定有人会去照顾年幼的李思怡。后经查证，李桂芳的二姐家就住在紧邻涉案的团结村派出所200米的地方。这个案件的发生，偶然中有着必然的成分，如果我们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改变工作作风、办事理念，不秉公执法、一味的忽视强制执行的程序要求，悲剧仍有可能继续上演。所以，行政强制必须得到法制的制约，得到行政机关的重视。 　　2003年，当时我国行政程序的规定还不完善，行政强制的相关立法工作正在进行之中。那么，在十年后的今天，《行政强制法》已经实施，法制环境和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办事理念得到极大的改善，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是否得到尽善尽美呢？我国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能否得到法律的最大限度的保护呢？2013年12月11日在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开庭审理的 “史上最贵民告官案”再次给予了否定性答案。因自家的私人博物馆遭强拆，大量藏品遗失，上海市75岁老人刘光嘉及妻子朱荣周起诉上海市闵行区政府，并提出2 .9亿元的赔偿请求。反思在我国《行政强制法》施行后，为什么在行政强制这一领域里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现象依然屡禁不止？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一味的忽视强制执行的程序要求，不秉公执法、不改变工作作风造成的。为此，有必要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和强制执行过程中，引入比例原则，最大限度地保证每个公民在法制化程序下受到最小损害。 　　二、我国《行政强制法》确立比例原则之必要性分析 　　比例原则是行政强制法的核心原则，被国内外有些学者称为“皇冠原则”或者“帝王条款”。它是指行政强制的方式与其目的必须保持适当比例，在有多种方式能够实施行政管理的目的时，应当选择对当事人利益损害最小的方式。《行政强制法》第5条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适当，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这一条款所体现的基本精神，正是行政法学上通常谓之的“比例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