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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青春之歌成长叙事策略与红色青春想像 　　摘要：《青春之歌》是一部典型的青春成长小说，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历程是通过一系列的叙事策略实现的：成长者的“接受”仪式和“洗礼”典礼展现了具有宗教修辞色彩的成长的“催生”策略；革命理想配置爱情选择是成长叙事中革命理想占领私人空间的“合一”机制；两次修改版本和规范文本是成长范式的“回补”手段。这种成长叙事是民族国家“合法性”的想像与喻证。 　　关键词：《青春之歌》；成长叙事；修辞策略；红色青春想像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37(2007)01―0043－05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主人公的阶级身份是革命历史小说的内在逻辑机理，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和决定了主人公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和行为走向。阶级身份与血缘身份又有着密切的联系，林道静的身上兼有无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血统，她的父亲林伯唐是一个欠下大量血债的地主，而她的母亲秀妮是遭受剥削的佃农的女儿，因此林道静说：“我是地主的女儿，也是佃农的女儿，所以我身上有白骨头也有黑骨头”。林道静在那个革命年代是如何挣脱双重血统身份的影响，实现由小资知识分子向革命者的“成长”呢?这个问题越来越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和关注。“细读”文本，不难发现宗教情怀的观照与渗透、革命与爱情的抵牾与暧昧、文本的规范与版本的修改，三者构成了《青春之歌》成长叙事策略的内在维度。 　　 　　一、催生成长的宗教修辞策略：红色青春成长“洗礼”仪式 　　 　　黄子平认为：“事实上，深厚广远的民间信仰文化，并未从当代叙事中消失，恰恰相反，正如我们将要讨论到的，甚至最正统的以讲述党史为中心题材的‘革命历史小说’，也无法不从中攫取叙述的合法性资源。而这种攫取，往往采取了‘宗教修辞’的方式和途径。”进而他对这种“宗教修辞”的理解是：“宗教文化中的形象、仪式、神话情节、命题，被抽离了与其原始教义上下文的具体联系，灵活而多变地纳入文学作品自成一体的叙述世界之中，以服从小说所希望达到的叙述效果。”[2]在宗教的世界里，仪式直接反映了人对神的崇敬、虔诚、皈依的心理情感，在仪式的程式过程中，神的地位确立。这种思维的存在依赖的是布留尔称之的“互渗律”。在革命历史小说中，由于特殊的时代语境的规限和想像，革命的宗教情怀就产生了。 　　英国学者埃德蒙?利奇认为宗教的“过渡仪式”的第一步是：“正经历着身份变化的新加入者首先必须与他(她)最初的角色分离”[4]，整个过程是崇拜、洗礼到升华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一个领路人，领路人通过自己的言说魅力打动和感染新加入者，使之到达“感染神圣”的接受阶段。林道静“成长”中有几个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卢嘉川、郑瑾、江华等。林道静与卢嘉川第一次认识是在杨村小学，“专爱研究国家大事”的卢嘉川登场，激情澎湃地传达“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对蒋介石的卖国行径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没有任何畏惧和胆怯，他的言语使林道静“被煽动起来的愤懑情绪中还隐隐含着一种惊异的成分”，“目不转睛地望着卢嘉川”，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大学生”。初次不平常的见面让林道静对这个大学生有一种“惊异”的崇拜。她与卢嘉川的第二次接触是大年三十晚上在白莉苹寓所的一次聚会上，卢嘉川在聚会上对革命形势的演讲让林道静“自惭形秽”，觉得自己是“糊涂虫”，她“只呆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不敢发一言”。这种情绪上的反应表明了林道静不自觉地开始了与原有的生活习惯和角色分离，接受了一定意义上的革命洗礼：“心里开始激荡起一种从未有过的热情”。于是在他们的接触中，卢嘉川给她讲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理论书籍时，是与余永泽谈到的《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茶花女》、《娜拉》、《隔绝》以及鲁迅、冯沅君、拜伦和海涅等文学艺术完全不同的心理期待和心灵感受。 　　不仅革命言论能让成长者朝圣般崇拜并接受洗礼，而且革命者的外在仪表风度、英雄行为、英雄气度同样能促进成长者的心理成长机理。当林道静在监狱中见到和她年纪相差不大的革命女性郑瑾时： 　　道静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那张苍白热情的脸。……她的脸色苍白而带光泽，仿佛大理石似的；一双眼睛又黑又大，在黯淡的囚房中，宝石似的闪着晶莹的光。 　　“希腊女神……”一霎间，道静的脑子里竟闪过这个与现实非常不调和的字眼。 　　道静又一次在心理想：“她真像块大理石的浮雕――我要是能把这样的人雕刻出来该多好!” 　　当林道静得知郑瑾是“坚强的老布尔什维克”后，她内心感到深深地愧疚，发现自己身上曾经有那么多幼稚的、不健康的、脆弱的地方，“贪婪地听着郑瑾的每一个句话、每一个字，周围的热血突然在血管里奔流起来、沸腾起来了”，以至“她的血液好像凝滞不流了，这时只有一个朦胧的梦幻似的意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