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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检察实践视阈下刑事和解 　　摘 要 刑事和解体现了国家刑罚权的谦抑性，同时尊重了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意愿，突出了被害人的地位，是恢复性司法理念在刑事司法中的体现，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但是由于刑事和解往往被误认为是“以钱买刑”，且由于刑事和解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和相关配套机制的缺失，导致刑事和解工作在实践中遇到诸多难题。本文主要从检察实践的视角对刑事和解问题展开了研究，认为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实践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引导刑事和解工作走上正规。 　　关键词 检察实践 刑事和解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在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与契约理论的指导下，世界范围内的刑事司法制度在二战后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刑事司法的目标已经不仅仅定位在惩罚犯罪人上面，而是扩展到了恢复被害人的权益，弥补因为犯罪行为而导致的社会创伤。因此，刑事和解制度也就应运而生。刑事和解体现了恢复性司法理念，有利于促成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解，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和谐化。刑事和解制度的本质是一种利益安排机制，目的是为了实现刑事司法中的帕累托最优，不但不会损害任何一方的利益，相反还会促进社会整体，同时体现了国家刑罚权的谦抑性，具有文明性和进步性。 　　当前刑事和解实践在我国已经展开，但是依然面临不少难题，其中最大的难题来自于社会舆论的非理性责难，人们甚至认为刑事和解是对犯罪分子的姑息与纵容，是一种“以钱买刑”的做法。检察机关作为刑事和解工作的主要主持者，有必要从阻力最小的路径开展刑事和解工作，使刑事和解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本文主要从检察实践的视角对刑事和解工作展开探讨，希望对我国刑事和解工作的开展有所裨益。 　　二、检察实践视阈下刑事和解工作的难点 　　（一）公众误将刑事和解当作“以钱买刑”。 　　“以钱买刑”是封建社会的一种有违司法公正理念的做法，是指被告人支出一定的财富，用于赎换刑期，实现降低刑罚的作用。在现代法治社会，罚金刑固然是一种惩罚犯罪行为人的方式，但是并不存在古代意义上的“以钱买刑”，原因是“以钱买刑”背离了罪责刑相一致的原则，且极易导致社会贫富差距在司法领域扩大化，即只有富人或者财力殷实者才能实现“以钱买刑”，而经济并不宽裕的人无法实现“以钱买刑”，这显然有悖现代法治的公平价值取向。 　　公众对刑事和解的这一误解，导致了在检察实践中难以展开刑事和解工作。即使被告人与加害人达成了和解协议，作为第三方的公众仍然可能会对此提出诸多质疑，甚至怀疑其中存在暗箱操作，从而使刑事和解工作面临很大的压力。这一现象在公众普遍关注的刑事案件中显得更为普遍，例如在一起舆论广泛关注的交通肇事案件中，被告人家属与被害人家属达成了和解协议，且支付了46万元赔偿，但是公众却认为，此案事关重大，不能和解，甚至认为这一案件的和解让法律“蒙尘”，尽管其理由较为牵强，但是这一观点却能被社会广泛接受。 　　（二）刑事和解适用范围不统一。 　　刑事和解究竟在什么样的案件中能够开展，尚不能得到统一，一般认为，在轻微刑事案件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刑事和解可以展开，但是在一些重大刑事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或者公众普遍关注的刑事案件中，刑事和解是否可以展开还没有统一的意见。但是不管如何，被告人对被害人的积极赔偿可以看作被告人的悔罪表现之一，从法理上看可以认为这是从轻处罚的依据之一。这一做法也具有规范上的依据，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3条中规定，“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这一规定尽管没有直接对刑事和解问题作出说明，但是包含着刑事和解的思想，且并未规定何种案件才能适用这一规范，可以认为一切刑事案件，只要存在被害人，且被告人在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考虑。 　　（三）配套法律机制不完善。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都有可能适用刑事和解，但是从检察工作的角度来说，检察机关在主持刑事和解工作中，主要依据自身的职权，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如果双方当事人达成了和解协议，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检察机关应该予以尊重。在处理后果上，可以通过不起诉、暂缓起诉或者在量刑建议中提出较轻的量刑幅度供法官参考。但是由于我国暂缓起诉、量刑建议等制度并不完善，因而导致了检察工作中刑事和解面临一些困难。以暂缓起诉为例，一般而言暂缓起诉后依然可以通过社区矫正制度改造犯罪嫌疑人，但是当前我国社区矫正制度主要是针对被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的罪犯、被裁定假释的罪犯以及被人民法院和监狱管理机关决定监外执行的罪犯，并不包含暂缓起诉的犯罪嫌疑人，造成刑事和解工作没有合理的出口。 　　三、检察实践视阈下刑事和解工作的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