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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俗学对比较文学主题学启示 　　民俗学和比较文学主题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后者的产生和发展都受到前者的影响。在个案分析时，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成果，不仅能够帮助比较文学主题学搜集资料、鉴别论据、考辨论题，还可以帮助研究者突破传统的文学研究疆界，发掘活态的民俗元素，探讨其中所包含的丰富文化心理积淀。 　　[关键词]民俗学；比较文学；主题学 　　[中图分类号]Ｋ８９０[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１１）０４－００１４－０４ 　　吕超（１９８２― ），男，文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天津 ３００３８７） 　　本文为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ＴＪＹＷ０７－１０１８）和天津师范大学博士教师科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５２ＷＱ０２）研究成果。 　　 　　在当今比较文学研究界，提起民俗学和主题学的关系，人们很容易将“散文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韵文的歌谣、长篇叙事诗”[１]（Ｐ１５)等民间文学罗列出来，因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起步早，成果也相对较多。这是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的特点之一，但同时也是它的一个弱点，即忽略了民俗学中民间文学之外的因素。众所周知，民间文学只是民俗学的一个方面，其研究视野依旧局限于文学的范围内。本文在梳理民俗学与主题学关系史的基础上，认为有着开放性和跨学科精神的比较文学主题学，应努力跨越传统的文学研究疆界，借鉴民俗学研究方法和理论成果，在搜集论据、考辨论题、推理论证的过程中合理运用，借此拓展学科领域、丰富研究成果。 　　 　　一 　　 　　民俗学（Ｆｏｌｋｌｏｒｉｓｔｉｃｓ）一词是由英国学者汤姆斯(Ｗ．Ｊ．Ｔｈｏｍｓ)在１８４６年首先提出来的，意思是“民众的学问”。后世使用时，一般含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指民俗本身，即民俗志的资料，如风俗、习惯、歌谣、故事等；二指研究民俗的理论[２]（Ｐ１７４－１７５)。按英国民俗学会会长伯恩（Ｃ．Ｓ．Ｂｕｒｎｅ）在《民俗学手册》中的观点，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可分为三大类：信仰及行为，风习，故事、歌谣与成语（即民间文学）。当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相对使用时，前者指后者以外的民俗事象，即风俗、习惯及民间制度等。 　　“主题学源自１９世纪德国民俗学的开拓。”[３]（Ｐ１５)１９世纪初期，德国的弗里德里希#8226;施莱格尔（Ｆ． Ｓｃｈｌｅｇｅｌ）和格林兄弟（Ｙ．Ｇｒｉｍｍ；Ｗ．Ｇｒｉｍｍ）等学者对民俗学的研究，为主题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最初的民俗学主要研究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的演变，后来逐渐扩大，涉及信仰、风习、制度等课题。为了梳理“支离破碎”、“流传混乱”的民俗学主题，研究者们理所当然要采用比较的方法，因此，主题学便与比较文学发生了关联。德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在办刊纲领中就明确表示，其研究课题之一就是，“直到最近才不被无视，最终成熟的民俗学科学”[４]（Ｐ７６)。该杂志所发表的主题学论文，有许多涉及欧洲甚至亚非的民俗研究，如《印度和其他国家的沸釜和佯装愚笨的故事》等。 　　在关注“国际文学关系史”的法国比较文学界，德国的这种研究范式最初却遭到了巴登斯贝格、梵#8226;第根等人的质疑。１９２１年，巴登斯贝格在《比较文学评论》创刊号上发表论文，强烈反对这种研究方法：“这种研究似乎对材料比对艺术更感好奇，对隐秘的遗迹比对艺术家的创造性更感兴趣；在这里，人们对杂乱东西的关心胜过事物的特征。”[５]（Ｐ３７)因此，他认为这种研究“缺乏科学性”，是“残缺不全的”。 　　然而，学术的发展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民俗学和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在一片诘难声中成长，并结成了密切关系。法国比较文学界也逐渐认同了民俗学对主题学研究的作用，１９７８年出版的《拉罗斯百科全书》给主题学下的定义是：“主题学是比较文学惯于探索的领域，譬如某一神话(俄狄浦斯、伊尼德)，某心理典型或社会典型（修女或盲人)，某文学人物(唐#8226;磺)，某些历史上大人物(拿破仑、苏格拉底)，某些环境或物件（莱茵河流域、某城市)的影响的消长。”[６]（Ｐ１８４)很显然，这里所列出的各种领域，其深入研究必然要借助民俗学的资料、方法和理论成果。此外，文人作品的主题学研究，有时也要借助民俗学的帮助。譬如法国比较文学家艾田伯曾指出，如果要研究法国作家贝洛（Ｐｅｒｒａｕｌｔ）的文人童话《小拇指》，就应当参考非洲土著的民俗，那里的男孩会被带进丛林加入秘密宗教（象征着被杀死和复活）；该民俗和小拇指的故事之所以如此相似，可能就是因为在原始时期，人类社会存在着一种共同的宗教仪式[７]（Ｐ１９３)。 　　中国的主题学研究也发端于民俗学。１９２４年，顾颉刚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发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详细论述孟姜女故事在中国不同时代的流变情况，认为“一件故事虽是微小，但一样地随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