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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井冈山斗争时期妇女觉醒及其历史作用 　　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我国广大农村妇女始终生活在社会底层,湘赣边界农村妇女受压迫更严重,这是引导她们参加革命的基础。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边界党组织和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仍然非常重视妇女工作,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为此付出了许多努力,帮助湘赣边界妇女思想觉醒,进而促进了她们自身解放。思想得到解放的广大妇女,以各种方式参与、支持根据地斗争,成为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她们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在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井冈山斗争;妇女;思想觉醒;重要作用 　　[中图分类号]K26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9)10-0149-05 　　刘家桂(1963―),男,井冈山大学井冈山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江西吉安 343009) 　　本文为2009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巾帼英雄研究”(项目编号:LS0913)的阶段性成果。 　　 　　井冈山斗争自始至终是在敌人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中进行的。在敌我力量悬殊、阶级对峙尖锐、武装斗争惨烈、经济形势恶劣、物质必需品匮乏的极端状况下,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各项工作任务非常繁重。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边界党组织和毛泽东仍然非常重视妇女工作,帮助许多妇女思想觉醒。思想得到解放的广大妇女,以各种方式参与、支持根据地斗争,她们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无论是女红军战士,还是普通妇女群众,在斗争中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湘赣边界妇女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 　　 　　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提出了著名的“四权理论”,认为中国妇女除了与男子同受政权、族权、神权三种权力的支配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1](P31)。四种权力就像四座大山一样沉重地压在中国妇女头上。几千年来,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我国广大农村妇女始终生活在社会底层,而湘赣边界的妇女群众更是苦不堪言,承受着许许多多的屈辱和痛苦:在经济上,她们受尽各种剥削,虽然累断筋骨折断腰,但是仍衣不遮体、食不饱腹,“她们是男子经济(封建经济以至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品”[2](P177-178),一些人为了生存甚至不得不卖儿卖女,毛泽东在寻乌调查后说,“我就是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细问的结果,那天是三个人开调查会,他们三个村子里都有这种事”[2](P150) ;在政治上,她们没有丝毫民主、自由、人权可言,许多妇女往往成为当地土匪、强盗和绿林头目的“猎物”,连起码的人身权利都没有保障,“男子虽已脱离了农奴地位,女子却依然是男子的农奴或半农奴。她们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人身自由,她们的痛苦比一切人大”[2](P178);在文化上,她们中的绝大多数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丧失了进学堂的机会,目不识丁成了普遍现象,比如在寻乌县“女子可以说全部不识字,全县女子识字的不过三百人”[2](P159-160);在婚姻上,她们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许多人饱尝童养媳、买卖婚姻的痛苦。种种屈辱、压迫和痛苦使广大湘赣边界劳动妇女认识到:“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的关系!”[2](P153)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湘赣边界农村妇女受压迫最严重,这是引导她们参加革命的基础,“妇女之异乎寻常的困苦状况,过分的劳动,在家庭习惯及社会风俗上完全没有权利等,成为吸收一般农妇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及夺取她们到革命方面来的条件”[3](P269)。过去许多区域农民运动的经验也表明,农民妇女是斗争着的农民中最勇敢的一部分,轻视吸收农民妇女到运动中来,必然会使农村革命减少力量。因此,“党的最大任务是认定农民妇女乃最积极的革命的参加者,而尽量的吸收到一切农民的组织中来,尤其是农民协会和苏维埃”[3](P212)。在大革命时期,湘赣边界的一些妇女受到先进思想影响,冲破封建枷锁,纷纷走上革命道路。例如,当革命风暴蔓延到永新县时,永新的贺子珍、贺怡两姐妹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中,组织演讲团向广大妇女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又如,宁冈的尹顺安于1926年底在宁冈县组织成立了妇女工读学校,使在校学习的不少劳动妇女思想觉悟有了大提高,她自己则成了远近闻名的革命者。再如,莲花县的颜清珍自从担任县妇女委员会主任后,日夜奔走在大街小巷和乡间地头,抨击几千年来封建礼教对中国妇女的摧残,大力宣传砸碎“三从四德”及推翻封建统治的重大意义。这一切都表明,湘赣边界受苦受难的妇女们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她们是完全能够被发动和组织起来的,并且在革命中将起到重要作用。正如毛泽东指出:“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