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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危不救不宜入罪三维思考 　　摘要:关于见危不救能否入罪,目前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可谓是见仁见智,其大多数人认为见危不救应当构成犯罪。然而,笔者却认为,见危不救不宜犯罪化。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人类本性、德法关系、刑法理论等方面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递进式论证。, 　　 　　关键词:见危不救;非罪化;人性;道德;刑法 　　随着社会上见死不救、见危不救事件的不断被披露,一场关于见危(死)不救能否作为犯罪来处理的热议也随之在社会上展开,且历时数年,至今仍然热度不减。在社会各界的讨论中,“见死不救、见危不救”是两个包括范围很广的概念。我们可以依据刑法理论把“见危不救”初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有特定救助义务的“见危不救”,另一类是无特定救助义务的“见危不救”。第一类的见危不救属于典型的不作为犯罪,负有救助义务的人没有积极实施法律所要求或者期待的行为,其不作为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或者进一步扩大,两者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依据刑法理论本就构成相关犯罪,所以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围。本文的探讨对象仅限于第二类的“见危不救”,即无特定救助义务的“见危不救”能否实行犯罪化的问题。当然,与大多数学者意见向左,笔者认为,无特定救助义务的“见危不救”不宜入罪。 　　1.从人类本性角度看 　　见危救助,有利于他人而不利于自己,有时甚至给自己带来危险。因此,在行为人不负有救助义务的情况下,强令他人见危救助,否则就构成犯罪(见危不救罪),这种做法是违背人的本性的。 　　首先,人的本性是利己的。有学者指出,生物的一切性状既不可能为了利他,也不可能为了害他,更不可能是为了害己,而只可能是为了利己。现代生物学表明,DNA是产生、控制和遗传生物属性的基因,而基因的属性是完全利己的。这个道理,道金斯在《利己的基因》一书中论述甚丰。通过这些论述,他得出结论说,基因有一个普遍特性:利己。如果它不是利己,而是利他,把生存机会让给其他基因,自己就不可能得以生存。所以,生存下来的基因必定利己而不可能利他。利己的基因也是发生在生命运动各层次上的利己行为的基因:基因是利己的基本单位。这样,每个人一切伦理行为原动力之所以只能自私自利,说到底,正是因为人类也不过是自私的基因所创造的保存自己的机器,自私的基因间接地最终地控制每个人的行为,是每个人的一切行为的终极原因、原动力:“它们存在于你我身体里;它们制造了我们的肉体和灵魂;保存它们乃是我们存在的终极原因。”[1](85)总之,利己乃是一切人行为的最深刻之原动力。因此,“尽管通过最无情的省察,除了责任的道德根据之外,我们找不出任何东西能有力量促使我们去进行这样或那样的善良活动,去忍受巨大的牺牲,但并不能由此就确有把握地断言,在那表面的理想背后没有隐藏着实际的利己动机,作为意志所固有的、起着决定作用的原因。我们总是喜欢用一种虚构的高尚动机来欺哄自己,事实上,即使通过最严格的省察,永远也不会完全弄清那些隐藏着的动机。”[1](90)见危救助是一种利他的行为,而不是一种利己的行为,有时甚至危及自己的生命,因此,一般人都不愿意见危救助,这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因此,将见危不救视为犯罪,是违背人的本性的。 　　其次,爱是有差等的。由于人的本性是利己的,这就决定了爱的差等性。北京大学王海明教授在《人性论》一书中写道:“谁给我的利益和快乐较少,谁与我必较远,我对谁的爱必较少,我必较少地为了谁谋利益;谁给我的利益和快乐较多,谁与我必较近,我对谁的爱必较多,我必较多地为了谁谋利益。于是,说到底,我对我自己的爱必最多,我为了我自己谋利益必最多,亦即自爱必多于爱人、为己必多于为人,说到底,每个人必定恒久为自己,而只能偶尔为他人;恒久者,多数之谓也,超过一半之谓也;偶尔者,少数之谓也,不及一半之谓也。这就是‘爱有差等’之人性定律。”[1](112)这个定律,可以用若干同心圆来表示:圆心是自我,圆是他人。离圆心较远的圆,是给我利益和快乐较少因而离我较远的人:我对他的爱必最少,我必较少地无私为他谋利益;反之,离圆心较近的圆,是给我的利益和快乐较多因而离我较近的人:我对他的爱必较多,我必较多地无私为他谋利益。因此,我对圆心即自我本身的爱必最多,我为自己谋利益的行为必最多,亦即自爱必多于爱人、为己必多于为人:每个人必定恒久为自己,而只能偶尔为他人。最早发现这一人性定律的人是孔子。《墨子》“耕柱”篇借用巫马子的口,对孔子的爱有差等这样概述到:“巫马子谓子墨子曰:‘我与子异,我不能兼爱。我爱邹人于越人,爱鲁人于邹人,爱我乡人于鲁人,爱我家人于乡人,爱我亲人于我家人,爱我身于吾亲,以为近我也。’”[1](113)德国伦理学家包尔生也发现了这一人性定律,并称之为“心理力学法则”:“显然,我们的行为实际上是由这样的考虑指导的:每个自我――我们可以说――都以自我为中心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