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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关中崛起原因及其启示 　　摘 要：以西汉社会变革和文化形成为背景，从思想史、政治史、制度史、文化史角度探究西汉关中崛起的内在原因主要在于：礼法兼备、刑德并用的政治文化；统一与多元相结合的思想文化；举贤任能的人才方略和空前繁荣的对外交流。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涵对于当前中国崛起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文化资源。 　　关键词：关中；崛起；政治文化；思想文化；人才方略 　　中图分类号：K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1-0136-04 　　“八川分流绕长安，秦中自古帝王州”，关中因四塞之固，物产丰饶，成为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都城历史最久的区域，尤其是历史上周、秦、汉、唐等强盛王朝都曾以此作为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因而使关中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和文化发源地。古代关中在西周、秦汉、隋唐三次崛起，由弱变强。西汉是中国文化形成期，《史记》《汉书》对西汉关中崛起原因都有论述。《史记?高祖本纪》云：“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1]394《汉书?武帝本纪》云：“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尤多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兴之立功。”[2]212西汉关中之崛起核心原因在于思变与创新，其中包含礼法兼备、刑德并用的政治文化，统一与多元结合的思想文化，举贤任能的人才方略，空前繁荣的对外交流等诸多合理因素。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涵对于当前中国崛起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文化资源。 　　一、礼法兼备、刑德并用的政治文化 　　西汉时期，鉴于秦政之弊，统治者寻求治世之道，自高祖至宣帝，在创新与思变中对各家政治文化取舍、整合，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不仅塑造了大汉盛世，而且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文化模式。 　　（一）文景之治――无为与刑德并用 　　西汉前期，鉴于秦朝暴亡之教训，自高祖至景帝皆以道家“黄老之学”为治世之指导思想。一方面将道家之无为与儒家之仁德结合起来，为政温和，与民休息。奖励农桑，实施轻徭薄赋。高祖废除了战国的“十税一”和秦王朝的“秦半之赋”，文帝在其二年和十二年两次“除田租税之半”，采用“三十税一”，使之遂成为汉之定制。自文帝前十三年至景帝前元年十三年甚至全免田赋，事事以无烦扰百姓为宗旨，务仁德以化民，百姓几无田赋徭役之苦，经济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将无为与刑德并用，用儒家礼仪制定规范，同时又注重法律在统治中的作用，坚持约法省简，务在安民。刘邦入关中时曾经“约法三章”，后又命丞相萧何根据秦律制《九章律》，约法省禁，对秦律中严苛之处予以废除。高帝时废除“族刑”与连坐之法，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废“挟书之律”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再次重申“除三族罪，妖言令”，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下令“尽除收律、相坐法”，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因淳于意之女堤萦上书救父，废除肉刑。无为与刑德并重之下，使人知耻自重，人心安定，人给家足，国力强盛。 　　但黄老思想治世之弊渐已体现，对内造成诸侯割据，势力膨胀，对中央产生离心倾向，最终导致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产生“吴楚七国之乱”，对外一味无为退让，使匈奴在边境不断侵扰。无为之政治虽然对于恢复秩序、发展生产有积极作用，但并不足以成为长治久安之道，统治者必须在各种思想的整合中寻求新的治世之道。 　　（二）汉武盛世――尊儒尚法、儒法并立 　　汉武帝时期是西汉政治文化模式的形成期。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以儒学作为封建国家的统治思想，兴太学、尊儒术，以教化人心代替了思想钳制，这是治国方略更加成熟的标志。但武帝更重视的是董仲舒的“大一统”理论。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地方割据势力，加强军队建设，北击匈奴，并且收复了周边许多少数民族的区域，统治版图得到扩张。 　　另一方面武帝汲取了董仲舒思想中的德刑兼顾理论，“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庆赏刑罚，异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重用法术之士，以整顿吏治、抑制豪杰、打击游侠。御史大夫张汤奉命与中大夫赵禹共同修订法令，将法律细致化、条文化，“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2]1101使法网空前严密。在汉武帝时代，“阳儒阴法”的治国策略已经初步形成了。 　　但是汉武帝在政治实施中偏重霸道刑罚，致使刑德失衡。征和四年，汉武帝颁布了《轮台罪己诏》，对以往之行事表示悔悟。他在诏书上说：“囊者，朕之不明……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2]3913《轮台诏》标志着汉武帝统治政策向德治的偏转，为政开始转向宽松温和、轻徭薄赋、力农富民上。 　　（三）昭宣中兴――霸王道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