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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育模式变革非同小可 　　语文素养：语文教育科学化的模式？ 　　 　　在由苏教版小语教材编辑部和江苏教育出版社组织召开的国家课程标准实验总结研讨会上，《语文课程标准》负责人巢宗祺教授发表了《谈谈“语文素养”》的讲话，他指出，“近几十年来，语文教育经历了由‘知识利益’向‘能力利益’的教育模型发展的阶段。”“这次课程标准的出台，就是要在上述两种模型的基础上建构起‘语文素养’的教育模型。”“过去的两个阶段，记忆也好，训练也罢，构建的是一种线性的模型；现在是三个维度，构建的是立体的模型。”（讲话全文参见江苏教育出版社网站，文章链接：ｈｔｔｐ：／／ｗｗｗ．１０８８．ｃｏｍ．ｃｎ／２００１１１／ｃａ７２５．ｈｔｍ）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期特就这一问题组织了一组文章，希望引起大家思考。 　　 　　巢宗祺先生在《谈谈“语文素养”》的讲话中指出“提出语文素养这个概念……意味着语文教育模式的重大突破与变革，是非同小可的。”这确是关系语文教学成败的重大问题，值得语文教育界关注研讨。 　　我１９９５年在江西师大学报第二期发表《论我国语文教学基本模式》一文，以为从汉朝以来两千多年共经历三种基本教学模式：１９０４年以前的两千年可概括为以“诵读儒家经典为中心”的泛语文教学模式，１９０４年之后逐步形成了以“讲授选文为中心”的近代教学模式，直至这次课改之前我国语文教学基本都如此?鸦上世纪６０年代以来的语文教学改革，逐步形成了以“言语技能训练”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这种模式才是语文教学的发展方向。显然我和巢先生的看法不尽相同。而认为这一问题非同小可则是共识。 　　古代模式再不赘言，但必须指出，我国语文教育由古代进入近代独立成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近代讲授选文为主模式的形成是借鉴日本学习西方，彻底否定古代泛语文教育的结果，完全没有考虑语文教学与汉语、汉字特征的关系，没有总结古代语文教学的是非，而是从政治出发彻底否定了基于汉语、汉字及汉人习得母语特点而形成的古代语文教学经验，中断了我国语文教育自然发展的历程，形成了汉语文教育历史发展的断层。彻底否定古代诵读“三、百、千”以集中识字为教育起点的一整套历史经验，明显降低了母语教学的水平。历史的教训不应忘记。 　　语文课程独立设置一开始的目的便是为“公私实用”，“用”就必然是能力取向。到２０年代有人开始逐渐在语文教学中加进了作为选文附庸的语法和文章作法等知识。而叶圣陶先生则编过以写作知识为主导编排成单元的课本，５０年代文学、汉语分科的教材及教学确以知识为主导。但这都是历史中短暂的个例。从我国上世纪前六十年的总体看，并不真正属于语文课自身知识体系的那些语法、文学等知识，仅仅是讲授选文的附属物，甚至只是点缀，教与学的功夫都以理解文章内容为本，课堂主要是由教师讲解自己对选文的理解。其实至今连什么是语文课自身的知识都未明确。因此，谈不到什么真正的语文教学“知识利益”模型阶段。最多只能说存在过“泛语文知识”模型吧? 　　６０年代前期，吸取１９５８年“教育革命”语文教学突出政治而水平急剧下降的教训，大体明确了语文课程的工具性，提出了以培养语文能力为目的的语文“双基”教学，强调进行严格的基本功训练，语文教学进入一个新阶段，也许这便是巢先生所说的能力利益语文教育模型吧。需说明，“双基”指的是知识与技能，不是知识与能力。“技能”与“能力”是相关而不同的概念。这是教育心理学的基本常识。可惜，第一，语文课自身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是什么，没有研究清楚?选语文知识，只是语、修、逻、文等各自成学科的一些知识在语文课本中仍各自为序的混杂物，语文课程自身的基本技能仅说是字、词、句、篇，更是杂糅不清，就连“训练”与“练习”至今不少人仍然区分不清。第二，不明不白的“双基”就我国语文教学的总体看，还一直是讲读选文的附庸与点缀，特别是技能训练远未成为语文课堂教学活动的主体！ 　　到了８０年代重提“双基”，适应时代的发展，语文教育界明确地提出要开发智力培养能力，双基则扩展为“字、词、句、篇，语、修、逻、文，听、说、读、写、思”共十三方面，更加庞杂！且不知怎的，“技能训练”变成了“能力训练”，完全混淆了心理学上的不同概念。不过历次大纲的修订，确在一天天加重读写听说“能力”（技能）的训练，九年义务教育大纲已列出了几十个训练项，教材也逐步变为有训练重点的单元编排，确有走向科学训练以求高效实现“能力利益”的趋势。但可惜，心理学概念的混乱表明科学的“能力利益”模型并未真正形成。况且，多数教师仍停留在讲授一篇篇选文的水平上，并不注意单元训练；更糟的是片面追求升学率的趋势日重，“四选一”之类的高考题腐蚀了读写听写的“能力”训练，练习错位了，离能力的科学培养更远了，把选文也搞得肢离破碎，题海战术使师生疲于奔命，厌学厌教现象日重，语文课程的地位、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