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译佛典四言格文体形成及影响.docVIP

试论汉译佛典四言格文体形成及影响 　　[摘要]从东汉至南北朝，汉译佛典四言格文体经历了一个逐渐定型的过程，其形成是时代骈体风尚、四言雅正观念、四言语音优势、译经者语言文化素养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特殊的文体结构一经形成便无形地制约着译经者的遣词造句，在表义明确的前提下，译经者往往采取增删字数等手段对文句进行调控，译经中不少表达形式的生成与这种调控密切相关。同时，为满足四言“二二”节奏对双音形式的需求，译经者还采取多种方式延长或简缩词语形式，以凑足四言。不可否认，由于译经者的这些努力，语言中形成了大量的双音新词语，客观上对汉语的双音化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佛典；四言格；成因；词汇 　　 　　从历史的记载来看，较早涉及佛典文体问题的有“九分教”与“十二分教”之说。关于“九分教”与“十二分教”的具体所指，不同的佛典有不同的解释。综观《大般涅??经》、《摩诃僧祗律》、《大智度论》、《法华经》、《增壹阿含经》等诸经说解，无论具体解释如何不同，就文体形式而论，都包含了修多罗、伽陀、祗夜这三类最基本的文体形式。“修多罗”，梵文作sutra，是佛典中以长行直说经义之散文；“伽陀”，梵文作gāthā，是佛典中独立宣说教义之韵文；“祗夜”，梵文作geya，是佛典中重复阐释长行所说之教法的韵文。梵文原典中，“伽陀”与“?}夜”均为诗歌体式，“修多罗”则是与之相对应的散文形式，诗体与散体交替进行，构成了梵文佛典的主要文体特征。与原典文体相对应，偈散结合构成了汉泽佛典的主要文体特征：“偈颂”即原典“伽陀”与“?}夜”之总称，“散”即原典“修多罗”。然而，与原典截然不同的是，汉译之后，散体不“散”，并最终形成了以四言为主的独特文体面貌。 　　 　　一、汉译佛典四言格文体发展概述 　　 　　任何一种文体的形成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汉译佛典四言格文体的定型也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荷兰学者许理和(Erik Zfircher)在谈及早期佛经风格时曾指出：“按时间顺序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其中包含着明显的层次，甚至在中国佛教活动的这个最初阶段，我们也看到从异域传人中国的异己文化逐渐被消化。”同样，若以译经时间先后为序纵览佛典，不难发现，从东汉至南北朝，汉译佛典散体形式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早期汉译佛典中，散体形式一如原典，对句式、字数的多少没有限制。盖由于此时翻译实践尚处草创之际，梵客华僧“或善胡义而不了汉旨，或明汉文而不晓胡意”，译经往往是“听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和，碗配世间，摆名三昧，咫尺千里，觌面难通”。因而译经者多采用“敬顺圣言，了不加饰”的翻译方式，主要关注经义的再现，文体形式则不拘一格。如以安世高与支娄迦谶为代表的早期译经者，译经时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等各种句式参差错落。 　　(1)时有千比丘、诸天神，皆大会，侧塞空中。于是有自然法轮飞来，当佛前转，佛以手抚轮，曰：止。往者吾从无数劫来，为名色转，受苦无量，今者痴爱之意已止，漏结之情已解，诸根已定，生死已断，不复转于五道也。轮即止。(东汉安世高译《佛说转法轮经》) 　　(2)去是间二万里，国名捷陀越。王治处其国丰熟，炽盛富乐，人民众多。其城纵广四百八十里，皆以七宝作城，其城七重，其间皆有七宝琦树，城上皆有七宝，罗觳缇缦以覆城上，其间皆有七宝交露间垂铃，四城门外皆有戏卢，绕城有七重池水。(东汉支娄迦谶《道行般若经》卷九) 　　稍后的译经中，随着翻译实践的渐入佳境，不仅经义的表达较先前更为畅达，文体形式也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特点，散体句式渐趋整饬，四言句的运用愈来愈多。在支曜译《佛说成具光明定意经》及康孟详译《修行本起经》、《中本起经》三经中，首先出现了大篇幅齐整有序的四言句式。 　　(3)于时有贵姓子，名日善明，从同辈五百，人人各有侍者，执盖相随，来诣佛所。稽首如来足下，起住观众四面甚盛。仰视空中，率皆上人。天尊在座，端严直立。兴心念言：今日大福，遏此众会。欲设饮食，以供一日。计身所有，不能供办，施不等接，则非施也，我将如何?(东汉支曜译《佛说成具光明定意经》) 　　(4)于时鹿园中间，有大众会，饮食歌舞。时有一女，端正非凡。于会中舞，众咸喜悦，意甚无量。女舞未竞，忽然不见，众失所欢，惆怅屏营。乃复于彼百步现形，大众驰趣，女引诣佛，奄然隐焉。(东汉昙果、康孟详译《中本起经》卷上)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译经事业进一步发展并成熟，译人水平的提高、译经程序的规范、译本之源的广至等因素都使得译经的质量较东汉大为提高。从文体形式来看，此期四言句式似已得到译经者的普遍认可，成为译经者在表义明确前提下对文体形式进行的一种共同追求。随意选取两例，以窥一斑： 　　(5)佛告纯陀及诸弟子：当端汝心，守护汝意，谛自思惟，知身非我身，所有财物，亦非我许。当谛计校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