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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江户时代锁国体制下华夷观与西洋观变迁 　　[摘要]在江户“锁国”时代，尽管德川幕府从1633年起几次发布“锁国令”，进而推行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但东亚三国地域间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并未断绝。随着社会内部的发展和西方文化的传入，人们开始批判和反思自己的文化，以自己所拥有的风土意识重新界定“华夷”观念及对外关系。与此同时，凭借早期“西学东渐”的新风，不断调整“中国化”模式和民族传统心态，在与西方文明的接触与碰撞的过程中，体会了无数次的摩擦与选择，随之带来了吸收西方文明的思想变迁。 　　[关键词]江户时代；锁国；华夷观；西洋观；文化互动 　　[中图分类号]K313.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2）01―0008―06 　　当我们揭开日本“锁国”序幕的时候，不难发现，18世纪的长崎是日本唯一的海上贸易港，也是日本唯一能接触外来文化的地方。当时人们通过长崎这一开放的对外窗口，不断地传播外来文化。中国作为日本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其市唯中国商船往”，“内地商船互市于此”。因此，在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中，中国文化完全通过中国人传人日本，而日本人则是通过交易，坐地接收中国文化。这与室町时代（1392―1573年）日本人跋山涉水地到中国去学习中国文化、带回中国物产的交流方式有着极大的不同。所以，严格地讲，虽说是实行锁国政策，但来自日本各地的商人在与明、清商人进行贸易和往来过程中，还在源源不断地吸收了唐、宋、元、明的既成文化，同时也大量引进了清朝文化。 　　一、汉籍东传与流布的价值取向 　　江户时代，东亚各国的主流思想还是由以儒教为中心的文化形态构成，长期以来，韩日两国文化作为子文化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较深，由此框定了地域文化的走向，周边民族醉心于中华思想，大部分有声望的文人学者都在寻求从中国传人的珍奇书籍。虽然日本从上古到中世，大都通过朝鲜接受中国文化，但到了江户时代，通过与“明末流亡者们”以及与朝鲜通信使节的广泛接触和交流，尤其是以商业贸易为主要通道的汉籍贸易，加快了中国文献东传的速度和江户时代新的学问的形成，缩短了中日之间以往一、二百年时间上的差距。韩国安鼎福（1712―1793年）记述了倭馆贸易的由来和当时的情况，指出：“按，倭馆开市之初，燕货自本国流通于菜府，与倭交贩，故市利颇盛，近世以来，倭自长崎岛通货南京，所谓馆市只存其名，所贩不过朝夕所需盐菜之类而已。”他基本认同了釜山倭馆开市之初与中日在长崎进行直接贸易之后馆市步入衰退这一现实。丁若镛（1762―1836年）大致勾勒出历来汉籍东传的基本轨迹，指出：“大抵日本本因百济得见书籍，始甚蒙昧，一自直通江浙之后，中国佳书无不购去，且元科举之累，今其文学，远超吾邦，愧甚耳。”又指出：“近世琉球人，处太学十年，专学其文物技能，日本往来江浙，唯务移百工织巧，故琉球日本，在海中绝域，而其技能，与中国抗，民裕而兵强，邻国莫敢侵扰，其已然之效如是也。”从文中不难看出，日本人对国家之“势”有着深刻的认识，虽然日本与大陆相距甚远，但精于模仿的日本人频繁来往于江浙一带。然而作为传播媒体更多的是中国书籍，他们在中国搜集文献，携书归国，而这些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为日本走上富国强兵之路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查阅一下1828年中国商船“得泰号”在日本骏河（位于今静冈县东部）的下吉田靠岸时，财副（事务长）朱柳桥与日本人野田笛浦所进行的笔谈纪录： 　　野田笛浦：贵邦载籍之多，使人有望之叹。是以余可读者读之，不可读者不敢读，故不免有夏虫之见者多多。 　　朱柳桥：我邦典籍虽富，通年以来，装至长崎已十之七八。贵邦人以国字译之，不患不尽同也。 　　除此之外，从18世纪后半期来日的汪竹里写成的《袖海编》中还可以查到类似的记载，如“唐山书籍，历年带来甚伙，东人（日本人）好事者不惜以重金购人云。”另外，据有关史料表明，从1693年到1803年一百多年间，载汉籍入长崎港的四十三艘中国商船在长崎港进行汉籍贸易，带进日本的汉籍为4871种。其间，东传的汉籍已经达到中国国内文献的70%到80%。可见当时日本文人学者对汉籍的重视程度。此外，通过朝鲜传入日本的朝鲜语本《大明律直接》、朝鲜刊本《直接大明律》、《大明会典》等典型事例中，也可以观察江户时代东亚三国利用“书籍之路”进行学术交流的一个侧面。 　　至于中国书籍的流传方式，自古以来，邻国朝鲜也通过各种交往，利用商品流通渠道，不遗余力地购求中国书籍。对此，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写道：“自知文字以来，莫不借读于中州谈说”。正因为他们如此孜孜以求地学习中国文字，阅读汉文书籍，所以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了如指掌，显然，其目的在于获取新的知识，掌握新的技能。然而，据有关文献记载，在中国也曾一度禁止异民族购书或不许赠送其书籍。丁若镛在《与犹堂全书?论上》中记载了这一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