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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时效强制性反思 　　摘要：诉讼时效是否因涉及公益而具有强制性，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历史溯源表明，诉讼时效在罗马法上的产生，只是为应对裁判官的执政期限及其职责而产生的权宜工具，此后的存在发展则遭受诸多质疑与争论。诉讼时效制度的价值基础并不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减轻法院审判负担或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等所谓公益目的，而仅在于使已履行义务的义务人或非义务人免于长期备证以抗御干扰此一私益。所以，应适当肯认诉讼时效的任意性，给予当事人合意约定的空间。 　　关键词：诉讼时效；价值基础；强制性规范；任意性规范 　　中图分类号：D9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0)04－0043－08 　　 　　诉讼时效，是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的状态持续到法定期间，其公力救济权归于消灭的制度。诉讼时效制度现已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确立，且各国多以涉及公益为由肯定其具有强制性。但正如梅因所指出的，“凡是热诚讨论法律哲学的任何地方，对于‘时效’的理论基础问题，总是热烈地进行争辩。”现已“到了对建立现代时效法的原则以及其目前的发展阶段进行重新思考和检查的时候了”。遗憾的是，这一场景并未在我国民法继受诉讼时效之初及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发生。直到最近几年，人们才开始自觉地反思诉讼时效存在的正当性根据。而对于诉讼时效的强制性，国内学者则多以其涉及公益或他益为由加以肯定。但诉讼时效的存在是否真的立基于公益或他益而须以之为强制性规范的设计，笔者认为，这仍是一个有待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诉讼时效制度的历史追问 　　 　　(一)消灭时效制度在罗马法上的形成 　　通说认为，消灭时效起源于罗马的裁判官法。起初，罗马国家的审判权由王和执政官掌握，公元前367年增设了大法官(又称裁判官)，负责处理罗马市民之间的民事纠纷。在消灭时效于裁判官执法活动中产生并最终制度化之前，罗马法对债权采取永久保护主义，民事诉讼通常以没有期限限制为原则。这给案件的裁判和处理带来了诸多困难和不便，因此，裁判官通常在其上任之初发布的告示中宣布，在其当政的一年内根据特定条件可以合法进行哪些诉讼或审判。由于每个裁判官的告示均只在自己任职的年度中有效，这就相当于裁判官在其管辖范围内给权利人规定了出诉期限。“当事人如果不在出诉期限内提起诉讼，一旦期限届满，他将不能再行起诉，丧失诉权的同时，丧失实体权利。这种以诉讼形态表现出来的时效制度就成为诉讼时效制度的雏形。”民事诉讼最初是无期限的，只有裁判官诉讼才受时间的限制，一般为一个用益年。随着裁判官管辖权的发展，出现了“无期限诉讼”和“时效诉讼”之分。到罗马帝国时代，戴育图帝对于消灭时效设一总括规定，即将一切诉讼均限制其出诉期限。至此，罗马法上的消灭时效完成了其最终的制度化。 　　消灭时效的形成史表明，罗马法上的消灭时效带有较强烈的权利剥夺色彩。其时，人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接受消灭时效的制度约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裁判官制度的存在。因此可以说，消灭时效制度最初实质上系为应对裁判官的一年执政期限及其职责而产生的权宜工具，其从根本上欠缺一些实质价值的支撑。这其实也体现了罗马法浓厚的程序法特点。对于罗马法学家和裁判官而言，“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更注重于救济手段，而不是权利，更注重于诉讼形式，而不是诉讼原因。一项请求只有当能够以得到承认的形式加以表达时，才可以向法庭提出。”这里，权利仍然深深依赖于诉讼而存在，人们远未形成权利自主的观念，也欠缺对于权利的伦理价值内涵的基本认识，因此，人们还没能真正学会去“认真对待权利”。 　　(二)消灭时效制度在中世纪的遭遇 　　中世纪时期，教会法占据了主要地位。教会法从宗教教义出发，认为权利既然来自于上帝的恩赐，自然不能因长期不用而丧失。这一见解得到了当时经院法学家的认同，“这些经院法学家认为：不论实际立法如何变动，凡是一种权利，纵使经过长期的忽视，在实际上是不可毁灭的。”由于教会法被教会法学家用作世俗立法的范本，对当时法律的基本原理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产生一种对“时效”嫌恶的倾向。所以，在欧洲中世纪，消灭时效基本上处于一种停滞状态。即使教会法并未彻底否弃消灭时效的存在，但仍对其增加了罗马法所未曾有的“善意”要件的约束，即须以债务人不知自己负有债务为要件。由此可见，在消灭时效问题上，基于特定的宗教历史背景以及法学家对于权利的本质与价值的深化认识，人们已经开始反思并追问：权利的存在是否可以仅仅因为时间的变化而弱化甚至丧失其效力? 　　(三)消灭时效制度在近现代国家的确立 　　对消灭时效与权利救济之间紧张关系的追问一直影响到近现代，近现代法学家对“消灭时效”的看法，也经历了从嫌恶、犹豫到勉强赞成的变化。这里伴有对于消灭时效采纳与否的热烈哲学讨论，特别是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以及私权神圣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