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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黄宗羲政治哲学思想特点 　　摘 要：明清时期作为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的高峰时代，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与反思是其时代精神的体现与诉求。黄宗羲的政治哲学思想以其肯定民私的正当性、追求平等和法治等积极因素，契合了现代政治的主体精神，体现了对传统政治前提、政治地位和政治秩序的反思、超越和创新，对于丰富现代政治文化理念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黄宗羲；政治前提；政治地位；政治秩序 　　在中国古代政治的发展历程中，明清时代进入了君主集权专制的高峰期，作为时代精神的反思，无数仁人志士都对极端专制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抵制和深刻的批判，其中黄宗羲突破传统民本思想的束缚，系统地梳理了封建社会政体的合法性问题，重新完善了对其政治前提、政治地位和政治秩序的合理性设定。因此，黄宗羲政治哲学思想的特点会在对这三个方面的学理探究过程中逐渐凸显出来。 　　政治前提的私利性 　　传统儒家主张道德至上，要求个人行为应当尊重社会伦理秩序，尊重社会的整体利益，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个人私利的追逐渐渐地走入民众的视野，无形中影响着民众的日常行为。这可以概括为义利问题，也可以解释为公利与私利的关系问题，那么，坚持义利何者为重的人性论便成为了政治哲学思想的理论前提和发展依据。 　　从孔孟到宋明理学，儒家把道德意识作为人的社会属性，主张个人应当牺牲一己之私而顾整体之利，从而否定了人们追求个己私欲的基本权利。为了面对“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冲击，及体现市民阶层的新价值观念的形成”①的需要，黄宗羲便开始走出否定儒家传统义利观中关于压抑个人主体性和个人权利的一步，提出了“人各自私，人各自利”的自然人性论，肯定了个体追求利益欲求的基本权利。 　　相对于传统的人性论，黄宗羲的自然人性论具有积极的进步性，并非单纯地阐释人性的自私狭隘。首先，他突破了传统儒家重义轻利的人生观，为个人的私利争得了一个与生俱来的合理席位，“把礼教制约下的‘伦理的人’还原为‘生物的人’，把人从‘伦理本位’放归到‘生命本位’，使人成为有生命意义的独立的生命个体”②。其次，黄宗羲认为个人之私的集合就是天下之公，那么天下之公的基础就是个人之私，进而赞扬了个人之私的价值，突破了传统儒家贵公贱私的价值观。最后，他将君主的产生归结为维护个人之私的存在，而天下之公就是君主之私，从而把君主和臣民的利益摆到了同等的位置。可见，黄宗羲积极认可任何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都必须以肯定和尊重个人之私为前提，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其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石，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黄宗羲展开了抨击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理论维度。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儒家出身的黄宗羲与传统儒家有一样的地方，也推崇公义，但不同的是，传统儒家注重公义而压抑私利，而黄宗羲是在坚持公利的前提下，将私利提到了人性的高度，从而高扬了个人私利的价值，这一点与亚当?斯密的思想有所呼应，即只有把握人最根本恒定的本性才能继续往下开展对社会、政治、法律等问题的解释。因此，黄宗羲的自然人性论无论是在捍卫人的正当权利、强调人格独立的当今社会，还是构筑其具有近代意义的政治哲学，都具有不可泯灭的积极意义。 　　政治地位的平等性 　　政治权利的规范和分配是国家赖以良性生存和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在封建社会的政治框架内，君主作为政治权利的至高核心与民众和官吏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紧密联系，因此，政治地位的重塑就是对君民关系和君臣关系的框架进行重新规划，黄宗羲极大地突破了封建社会长期以来的传统尊卑观念，以区别于传统的君民关系和君臣关系的重塑，为后来平等思想的启蒙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探索。 　　一方面，黄宗羲谴责尧舜禹三代之后的历代专制君主食民肥己的罪恶，对君主为重的传统伦理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创造性地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君民关系。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中央集权专制的传统形式从未变过，为皇权服务的伦理机制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心理积淀，从而固化为既定规则，使得君权神授作为解释君权来源问题的核心概念而被烙印在民众内心深处，黄宗羲通过借助尧舜时期的举例论证，指出在人类社会初始之时，没有人愿意担任社会的领袖为人民“兴公利”、“除公害”，所以就需要推举贤才作为首领以承担解决公共事务的社会责任，如同尧舜等古代领袖就是为了这种需要而被民众推举出来，那么君权的产生便发生的理论转移，君主应当在“兴公利”、“除公害”的施政过程中以民众的利益为标准，君主与民众并没有地位上的等级差异。 　　另一方面，黄宗羲通过区分政治关系与血缘关系，分离了儒家君臣父子的传统观念，以“名异实同”的君臣关系重新界定了君臣地位。中国古代社会是以血缘为结群依据的社会，尊卑有序的等级关系陪伴着人的社会人际关系圈。中国古代具有道德伦理与政治一体化的特点，这就使得君为臣纲的宗法原则在中国封建专制社会中一直影响着君臣关系，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