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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处罚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有效性研究 　　【摘 要】 信息披露机制作为保护投资者的重要机制，已经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出来，任何违反法律的企业或个人都将受到处罚。然而现有研究缺乏对连续经营活动中企业作为社会主体在法律和经济收益之间行为与结果相悖的合理解释。文章从梳理中国证券法律、法规和准则对信息披露的影响开始，分析企业面临的合法性压力和公司治理路径依赖之间的矛盾，根据2001―2012年因信息披露违规受处罚的企业再次违规的数据，运用logisitic回归模型检验企业再次违规影响因素，发现上一年违规处罚对其再次违规没有显著性影响，而作为间接性因素的高管变更、退市压力对避免违规有正相关关系，处罚及时性和企业规模对再次违规有负相关关系。文章证实了企业没有信息披露的动力，合法性压力迫使其披露，但受到内部制度和行为方式的路径依赖的影响，披露结果难以保证。 　　【关键词】 公司治理； 信息披露违规； 合法性压力； 路径依赖 　　中图分类号：F27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5）20-0011-07 　　一、引言 　　公司治理是为了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要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实现投资者保护和企业资源优化配置，最大化股东价值，透明的信息是十分关键的。信息披露有效地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增加资产交易者有效处理股票交易的可能性，增加企业资产流动性，减少企业的资产成本，从而使得投资者获得更大的利益。相对于有信息优势的内部人，上市公司的股东（特别是分散股东）一般只能通过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来了解上市公司经营情况和绩效，并据此来监督董事会和管理层。信息披露水平既依赖于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和水平，也依赖于市场的需要和法律、规范所形成的外部治理环境；反过来，高质量（及时、完整、真实）的披露进一步促进公司治理的发展。基于此需要，《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及证券交易所都对信息披露进行了法律和法规上的界定，以保证信息披露的水平，保护投资者利益。 　　然而，法律作为外部治理机制，并不能解决公司治理的内生性问题。企业控制人对执行法律规范的积极性直接影响到法律的效力，而法律的威慑力也体现在让违法人员付出相应的成本。屈文洲和蔡志岳（2007）从大股东掏空程度、内幕交易程度和盈余管理程度之间的相关关系来解释信息披露违规的动因，认为掏空行为是导致信息披露违规的主要原因，内幕交易和盈余管理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同样信息披露违规的企业，有的没有再违规，有的却再次违规，是什么样压力使得其在违规和不违规之间进行选择，仅仅是因为违规成本较低？是否存在其他影响因素。本文从企业所面临的外部法律所造成的合法性压力和企业行为的路径依赖之间的矛盾，来解释企业再次违规的原因。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法律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要实现信息披露的治理功能，首先就要从法律上确定它的地位和行为规范。20世纪90年代中期，英国股票市场信息量增加，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得益于法律的改变。LLSV（1998）研究各种不同法系对投资者保护的程度，法律制度和健全程度是基础，法律完备的国家对于执法也相对严格。李维安（2001）指出，公司治理的核心就是在法律、法规和惯例的框架下，保证以股东为主体的利害相关者为前提的一整套公司全力安排、责任分工和约束机制。李峥等（2002）通过对《公司法》《证券法》和《破产法》对公司治理的关系进行分析，指出法律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准绳之一。这些法律对上市公司的运行作出了规定，特别是《证券法》对信息披露行为作出了详细的阐释，同时《会计法》也对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作出了要求。 　　证券交易所法规中，《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会计信息的披露都提出了明确的规定。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于2006年分别发布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和2008年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对内部信息披露进行了规定与强化。2010年我国财政部又会同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制定了《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和《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有效地配合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标志着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建设取得了重大突破。 　　另一个对信息披露有重大影响的是《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下简称《准则》）。李维安（2002）指出作为对《公司法》、《证券法》的完善和补充，《准则》是由证监会和原经贸委联合推出的介于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间的具有一定强制性和约束性的制度文件，以行政权力为基础，因而具有一定约束力。但是，这种约束力又不同于正式的法律文件所具有的强制性，是以“遵守”为前提，又体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和差异性。《准则》主要从大的原则方面为上市公司治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