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型城市治理与社区建设基于天津调查研究.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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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型城市治理与社区建设基于天津调查研究

超大型城市治理与社区建设基于天津调查研究   摘 要: 超大型城市的发展面临诸多风险和压力,社区具备提供公共服务、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融合、应对社会风险的重要功能。根据天津市10个社区的调查,由于行政、财政和一些技术性因素的制约,社区的治理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因此,超大型城市需要创新社区建设理念、完善城市治理结构、扩大财政投入来源、加强制度供给力度。   关键词: 超大型城市; 社区建设; 治理; 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D669.3; C91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6)05-0050-10   一、研究背景   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中国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已高达140多个,还形成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深圳共6座人口超过千万的超大型城市。[1]由于传统社会管理体制难以适应城市的迅猛发展和扩张,中国的“大城市病”日益突出,已经引起广泛关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2]2014年3月,习近平参加两会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重心在城乡社区,关键是体制创新,要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治理新路子。[3]2015年底,中央时隔37年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创新城市治理方式,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解决“大城市病”等突出问题。[4]那么,超大型城市通过社区建设推进社会治理的进展如何?在推进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需要在政策、制度上做哪些调整?为此,我们在天津选择了位于滨海新区、东丽区、北辰区和南开区的10个具有代表性的居委会辖区,于2014年1月至3月进行了实地调查和访谈。在调查点的选择上覆盖了不同类型的社区:从地理分布上看,有中心城区、新兴城区、老城区和城市远郊区;从发展水平上看,有条件较好的社区,也有条件较差的社区;从人口分布上看,有汉族聚居社区,也有少数民族聚居社区。调研点基本情况见表1。依据学术惯例,调研社区均以字母替代。   二、社区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功能   现代意义上的社区是指具有高度认同感、相互依存、自发性的地域共同体,其主要特征有服务性、普遍参与、自治、高度认同、情感依赖等。因此,社区在超大城市公共物品提供、社会整合、群体凝聚以及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均发挥着重要功能。   (一)提供公共物品   由于人口众多,超大城市的公共服务成本更高、难度更大。目前,天津等超大城市每年保证居民衣食住行、公共安全的财政支出高达数百亿元。[1]但政府关注的是具有社会普遍性的公共物品,社区在公共物品的选择上更能反映社区居民的个人偏好,在供给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项目相比,此类公共物品与社区居民的日常需求紧密相关,更加全面和细致。根据社会学家塞雷(Seley)和沃尔伯特(Wolpert)对纽约市的调查,社区及其内部的各类组织主要从事精细化的服务工作,比如从事日间照顾(day care)、家庭协商(family counseling)、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以及团体支持 (support group)等。[5]超大型城市生活节奏快,个人的心理压力较大,需要通过社区支持缓解个人压力、矫正城市生活状态。社区支持包括物质和心理的援助,比如资源和信息共享、情绪感染、心理支持等,这种支持系统(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在预防和改善家庭功能性问题、应对个人生活工作问题上具有显著功能。1969年,日本国民生活评议会社区问题委员会发表了一篇题为《恢复社区生活中的人性》报告,指出“在人际关系极为淡漠的社会中,个人无拘无束又十分孤独,依靠个人的力量往往难以应对各种问题,产业社会的发展使竞争更为激烈更加无情,被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冲击的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期盼着找到恢复人性的场所。而仅仅依靠个人和家庭是不能完全满足这种要求的。”[6]对此,发展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给予了高度评价:“当某种行为在国家层面实施时,社区以及社区的许多生活中心,经常是实现社会转型的最有效的工具。”[7]   (二)促进社会融合   人口异质性是一种水平分化,主要指人口在民族、收入、职业、价值观、生活方式等类别参数上所呈现出的群体分布状态。超大型城市的人口异质性较高,发生社会冲突的概率大。国外经验表明,社区在协调不同民族、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缓解社会冲突、促进社会稳定方面具有积极功能。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居住与交往的地点是维系一个团体的一致和凝聚的支撑,但同时也是或多或少有效的实施因素。”[8]与政府管理部门不同,社区承担社会管理职能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相互关怀、信任和协作”来增强居民间的凝聚力。社区通过提供各种服务可以有效地帮助居民相互熟悉和交往,构筑人际关系网络,使居民逐渐对本社区产生认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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