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还是不通中国现代诗歌研究与教学中一些问题.docVIP

通还是不通中国现代诗歌研究与教学中一些问题 　　我这些年与中国读者讨论中国现代诗歌的时候所遭遇的某种特殊的挫折感促成了这篇论文的写作。我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鲜明的印象是绝大部分中国读者无法建立起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尊重。即便是在诗人和诗歌批评者自己的圈子里，这种态度也非常普遍，甚至有些时候，这种态度似乎成为了华语知识话语的一部分。不时听到的意见有两类：第一，中国现代诗歌让人看不懂。第二，因为中国古典诗歌具有杰出的形式美,中国现代诗歌终究无法与之媲美。 　　以上的现象与教育方式无不相关，但将此视为唯一的成因却把问题简化了。阅读古典与前现代文本是我在荷兰接受的文学教育中很小的一部分。荷兰的文学课程把重点勘定在20世纪，这与华语社会中的文学教育方式明显不同。然而，单单举出这个观察却不足够。教学传统不是无中生有的，汉语文学课程之所以注重古典诗歌的传授，很可能并不只是为了达到政治（民族主义）目的，而是与长期形成且不易改变的文艺取向和诗歌偏好有关。换句话说，中国现代诗歌无法满足读者，是因为它常常不能履行许多读者期望它履行的诗歌功能――一种沟通功能。说白了，许多人不把诗歌看作原本就具有难度并需要诠释的文本，他们把诗歌看作传达某种寓意或某种观点的文本。当传达的过程因为语言太过深奥或形象过于奇特受到阻碍时，整个诗意经验的价值就会受到影响。 　　中国文人很早就已经把诗歌视为沟通的方式，而这正是我的立论点：20世纪至今，中文诗歌的作者、读者和批评者的群体里还保存着传统文艺的取向。特别吸引我的是“通”这个字。这个字词经常在批评文本里出现，尤其是它的负面搭配形式“不通”。 　　在词典里翻查“通”的时候，这个词看起来十分单纯。例如，《辞海》简略地把“通”解释为“通顺”，并加入了“文理不通”的例子。但是，《辞海》并没有为“通顺”另外设计条目来进行注解。这个延伸的条目却能在现代的词典里找到，如《现代汉语词典》就把“通顺”定义为“没有逻辑上或语法上的毛病”。这个现代的定义，包含了我在理解词条“通”时，所碰到的本质性的困难。尽管不会以此衡量诗歌，可是我能够理解什么是“语法上的毛病”；但什么是“逻辑上的毛病”特别是在文学的场域里？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使用“通”或“不通”来对诗歌进行评论的批评者，都假设诗歌创作必须遵循某些规则，而这些规则看来不只有语言规则（或者形式上的规则），还有逻辑规则。 　　古代诗话传统里就有欧阳修《六一诗话》作为上好的例子。在批评构思可取但语言粗糙的诗歌之后，欧阳修说：“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欧阳修列举了好几个例子来支持他的论点，其中包括一些违犯了客观事实的诗句和一些包含大胆与朦胧形象的诗句。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认为逻辑不足或文理不通是一种“语病”。 　　“通”实际上还有一层更为古老并切合我们讨论范畴的意思，那就是把“通”解释为相对于“变”的一种“持久连贯而没有阻碍的性质”。“通变”这个术语源自《易经》的学术传统，也是刘勰《文心雕龙》第五十篇的题名。根据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观点，刘勰在《通变》篇里建立了一个关于“体”的理论。他把“体”看成是固定的，并举出一个“通”与“变”相结合的过程，来解释文体在历史上的发展。而“通”，正代表了后辈作家或作品从前辈作家或作品那里继承或延续的东西。正如宇文所安敏锐的观察，刘勰在当时就已经否定“同过去彻底决裂的‘现代’境况”的存在。 　　总之，中国诗歌传统里的“通”指的应该是对规范与原则的遵守。这些规范与原则有些是形式上的，因此比较容易定义和辨别；而其他则要取决于批评者对诗歌本质的看法。明显的是，违反规则，或丢弃本质，将导致理解（也算是一种沟通）上的阻碍和不足。换句话说：“通”这个概念像是在为文学传统（可能是一种民族传统）的延续(continuation)、形式规则的遵守(compliance)以及作者和读者群之间的沟通(communication)创造联系。 　　在新诗的发展初期，“诗歌应该延续传统”和“诗歌应该遵守形式规则”的观念似乎不十分流行。但沟通的观念对早期的诗人却是很重要的。早期的批评家如胡适、周作人和郭沫若，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把诗歌想象成替读者传送意义的语言工具。 　　众所周知，大约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主要的中国现代诗人多数都搁置了自由诗体的观念，开始探索规范的形式。同时他们仍然认为自重的诗人都不应该触碰古典诗歌的任何形式和体裁。虽然他们谨慎地遵守这份共识，以维持同传统决裂的表象，但是他们热情地实践所有其他常见的诗歌形式，无论是西方的十四行诗，或新近开创的形式。诗人和批评家普遍认为“诗歌应该严格遵守形式规则”这个旧观念被重新采纳，是一种进步。 　　无论文学（和政治）立场的位置，20世纪30年代的诗人与批评家都表达了形式主义的诗歌观念。再者，当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