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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供给增速与我国物价涨幅关系研究 　　摘要：M2/GDP指标近年来节节攀升引发了各界对我国是否存在“货币超发”的激烈讨论。本文在指出指标M2/GDP缺陷的基础上，采用?驻M2/?驻GDP指标，并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我国货币供给M2的增速与我国物价指数CPI涨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的货币供给与实体经济两者处于比较适度的平衡增长状态，并未出现明显的货币超发迹象；脉冲响应测试显示，近年来我国物价涨幅对货币供给的冲击呈现出敏感性逐年提高的现象，给通过货币供给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增加了难度。 　　关键词：货币超发；货币供给；CPI；向量自回归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９０３１(２０14)06－００17－０5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4.06.04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学家对中国货币存量位居世界第一、M2/GDP位居世界前列这一现象进行了很多研究和讨论。2013年2月末，当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M2）突破100万亿元时，社会各界再次聚焦这一问题，“货币超发”、“堰塞湖论”、“经济货币化”、“经济结构失衡论”等观点最具代表性。根据货币主义的观点，“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是货币供给长期对实体经济总量的背离所导致。因此，我国“M2/GDP”的快速上升屡被指责，被认为是产生通胀压力的焦点。但仅依靠“M2/GDP”这个指标来判定中国存在巨大的货币隐患较为牵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缺陷。 　　一方面，费雪方程式MV=PT中M为总的货币供给，V为货币流通速度，P为物价水平，T为全社会本币参与交易的“商品”总量。这里所指之“商品”较实体经济（GDP）的测算范围更加广泛，虚拟经济也是货币发行后进入的一个重要流通领域。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虚拟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占比和容量也会逐渐的提高。这一点可以从我国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交易市场容量的快速放大获知。因此，虚拟经济规模的相对扩容极有可能导致发行的货币未能进入实体经济进行流通。 　　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McKinnon）在“经济发展中的资本与货币”一文中所提出的M2/GDP指标是用于分析日本及联邦德国在1953―1970年金融结构及金融增长情况[1]。该指标基本的功能在于帮助解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金融增长及金融深化的差异。我国的金融体系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还有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M2/GDP已经由1.4以下的水平提高到1.8以上。这种持续的增长，更大的可能是反映了我国金融结构方面在不断地改善，这就使得货币供给量长期处于超额供给状态却并未导致CPI 的快速上升。这一现象被麦金农称为“中国之谜―消失的货币”。 　　再者，指标M2/GDP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衡量货币发行与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水平，但仍存在技术上的瑕疵。总量的比值很难准确地测度M2与GDP的偏离对物价形成的压力。因此，本文拟采用M2与GDP相对增速指标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我国“超额”的货币供给对物价形成的压力及其滞后效应，指标同时也规避了“总量/流量”的不足。 　　二、文献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前，人们对M2/GDP的快速增长基本持肯定态度，认为该指标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我国金融发展与增长状况，该指标的快速提高被认为是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所致[2]。2000年之后，较多的学者开始对M2/GDP的不断升高表示担忧，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期望获得合理的解释。余永定（2002）提出一种观点：导致M2/GDP极高的原因主要有低通胀、高储蓄、高不良债权率、企业留利水平低以及资本市场的不发达和企业资金利用水平低等因素[3]。他将低通胀作为M2/GDP指标较高的原因缺乏内在逻辑依据，且证据不足。另有一部分学者，刘明志（2001）、李健（2007）则认为M2/GDP是由货币需求结构的变化来决定，M2/GDP的快速上升意味着货币化和居民储蓄存款的投资性质、银行等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单一、金融市场不发达及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4-5]。尉高师、雷明国（2003）认为“大额刚性支出”情形下，居民的高储蓄是引起M2/GDP快速上升的主要原因[6]。与之类似，吴建军（2004）提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所导致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引致M2/GDP逐年上升[7]。此外，其他相关研究有从政府对银行体系控制切入，也有从银行体系内部资产状况切入解释的。 　　尽管国内学者对于M2/GDP的高增长原因分析还存在较多的分歧，但主要原因还是统一在居民的高储蓄率和金融机构资金配置效率的低下。前者所导致的是货币需求发生结构性的变化，非交易性货币需求占比会提高，以至于大量的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进行流转；后者则说明资金不能通过金融体系有效地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