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新闻历史发展本体价值与特色的探索[权威资料].docVIP

对中国新闻历史发展本体价值与特色的探索 　　中国新闻史到底应该如何写？这是今天新闻传播学术界，尤其是新闻史学界非常关注的核心问题。在我国的传媒生态环境和新闻传播学术环境正在逐步优化的今天，重写“中国新闻史”的呼声日渐高涨。尽管经过新闻史学者的长期努力，“在新闻传播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中，中国新闻史已经成为基础扎实、稳定发展的学科”（丁淦林语），但以中国革命史的框架解释新闻发展史的窠臼依旧束缚着新闻史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实际上存在着两大“误区”：一是“中国新闻史无论在史观、整体思路、历史分期、人物评说等方面，都存在着以革命史为蓝本，依葫芦画瓢的状况。”而这种革命史化的必然结果，就是新闻史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化，出现了以阶级分析方法统领新闻史研究总体的趋向。二是“处处以意识形态为依归，强调政治事件、社会事件对新闻业的直接影响，缺乏从新闻业自身、新闻活动本身出发去做认真、深入、细致的探究。”①因此，跳出过去的“革命史”的窠臼而“重写”中国新闻史，已经成为新闻史学界的共识。特别是1978年以来，随着我国的新闻传播从传统的组织传播向大众传播的回归，以及先后发生的新闻媒介的“市场化转型”“民本化转型”“数字化转型”，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新闻传播实践和理论探索的理念与方法，并且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需要新闻传播史学者使用更为科学的方法来理解过去与现实。“只有借助现实,我们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过去，我们才能充分理解现实。”②问题是到底应该如何“重写”新闻史，采取什么样的观点方法？对此，在国内的学术界，大体上有三种观点： 　　一是媒介社会学的观点。所谓媒介社会学的观点，就是从媒介与社会双向互动的视野下分析中国新闻史的演进与发展。不只是注意社会事件、政治事件对于新闻传播的直接影响，更注意新闻传播活动自身的成长与发展，注意新闻传播活动对于社会发展的直接作用与促进。在媒介社会学的视角下重写中国新闻史，陈昌凤教授2007年推出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媒介社会学的视角》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陈著主要从传媒与社会的宏观的框架里谋篇布局，侧重从现代化的视角深入地考察传媒的社会功能，着重从传媒的社会功能来考察中国历代传媒的变迁,进而确定各章的主题和论述的线索。其中，对古代部分侧重在新闻事业对古代中国社会形态的维护；近、现代部分着重阐明新闻事业对中国近、现代化的影响,包括在中国物质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思想的现代化中传媒扮演的角色；当代部分侧重在泛政治化,以及改革开放以后传媒生产力的释放。采用媒介社会学的视角，使该书能够洞察相关社会因素对于新闻媒介的作用及影响，揭示出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合力作用下,各个历史阶段的新闻传媒生存状态得以演进，新闻思想和理念得以形成,传媒的社会功能得以发挥。 　　二是历史本体论的观点。所谓历史本体论，就是一般所说的历史理论、历史思想，它是指关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与客观规律的理论体系。回到历史本身，尊重新闻历史自身的发生演变规律来表述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不断反思历史的本原，这是新闻学研究的历史本体论的核心。从事中国新闻史研究、重视历史本体论的指引并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中，有已故著名新闻学家王中教授对《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的独到而有深度的研究。③而拥有哲学背景的李秀云博士所著的《中国新闻学术史》也在新闻史本体研究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开拓，正如南开大学李喜所教授所肯定的：“该书不囿陈说，超越学术界一般按照政治史分期研究中国新闻学发展过程的现有理论格局，突破阶级分析的传统理论框架，具体以新闻学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转变为标志，按新闻学理论形态的变迁为基本线索，以新闻学特有的概念、范畴、原理为分析框架,……从而揭示了新闻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令人耳目一新。”④ 　　三是新新闻史的观点。这种观点，主张采用新史学的观点与方法来重写新闻史。所谓新史学之“新”在于：一是注重史学的“当代性”，二是更注重史学的“思想性”，三是更注重史学的“叙事性”。在新史学看来，历史从来不是僵死的过去，不是考古的名物，而是生生不息的人类实践和息息相通的社会运动，既包含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往昔纠葛，更体现着当下此刻的现实关怀。新新闻史的观点，“就是立足当下，面向历史，然后以社会史的范式和叙事学的方法，综合考察并书写新闻传播的历史衍变与现实关联。”⑤所谓社会史的范式，就是将新闻传播作为社会运动的一个有机环节，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关系，更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如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时代心理等等。社会史范式更多地体现为三个融合：“新闻与社会的融合”、“理论与历史的融合”、“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所谓叙事学的方法，就是要还原新闻史上的历史与人物及其行为，激活历史过程、历史事件本身。因此，在新新闻史学者来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