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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对宋代儒家伦理思想落实问题研究 　　[摘 要]近30年来，学界逐渐开始关注儒家思想是如何与社会生活发生关系并对社会生活产生作用这一问题。在宋代历史地位得到重新评估以后，宋代儒家伦理思想之落实问题就成为了学术探索新领域。文章对近30年来有关宋代儒家伦理思想的落实问题，包括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人物研究、思想落实的性质地位、思想落实途径等5方面进行综述，以期利于学者更深刻的开拓研究。 　　[关键词]宋代；儒家伦理思想；落实 　　[作者简介]梁君，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在读，讲师，上海200234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1)01-0158-04 　　 　　一、对宋代儒家伦理研究现状概述 　　 　　近30年来，伦理学界对宋代儒家伦理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朱贻庭，1989)、《中国伦理学说史》(沈善洪，2002)、《中国伦理学史》(陈少峰，2004)、《中国伦理思想史》(陈瑛，2004)、《中国伦理思想研究》(张岱年，2005)、《中国伦理道德变迁史稿》(张锡勤等编，2008)、《中国儒家伦理思想发展史》(李书友编，1992)、《儒家伦理思想研究》(曾振宇，2003)、《人和论――儒家人伦思想研究》(徐儒宗，2006)、《中国社会的伦理生活――主要关于儒家伦理可能性问题的研究》(吾淳，2007)、《宋元时期的道德理论与德育实践》(冯克诚等，1998)、《宋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陈谷嘉，2006)、《儒家伦理与秩序情结：中国思想的社会学注释》(张德胜，1989)、《儒家伦理――秩序与活力》(刘宗贤，2002)《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樊浩，1992)、《中国礼教思想史》(蔡尚思，2002)、《孝与家庭伦理》(魏英敏)、《孝与中国文化》(肖群忠)等，这些著作从中国传统伦理学说史、儒家学派人物伦理学说、儒家伦理道德范畴以及儒家伦理精神建构、儒家伦理道德实践等角度，都不同程度对宋代的儒家伦理展开了研究。 　　从儒家伦理思想史研究角度而言，重伦理思想本身的研究、轻思想与生活史的关系研究，宋时期的专题研究缺乏对儒家思想传播到社会层面的文本的挖掘整理；从社会生活史角度而言，传统社会的伦理生活与儒家伦理思想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互动关系，也未在社会史的研究中进行专门探讨。 　　历来对儒家伦理的研究都存在着较为观念化、逻辑化的倾向，但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史学界为引领，而后哲学界、伦理学界均开始注重思想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方法。探讨宋代儒家伦理思想的落实，必须考察当时儒者的行为、书院活动、蒙学教材、家训、族规等有鲜明实践性质的伦理思想传播形态。 　　 　　二、关于宋代儒家伦理思想向社会传播的性质与地位 　　 　　对宋代文化传播程度的研究，钱穆先生认为，在宋代文化史上有三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社会文化之再普及与再深入”则是其中之一。张邦炜先生认为“宋代文化最为明显的特征，恐怕莫过于相对普及，它同时又象征着宋代文化的繁荣”。吾淳先生认为：“宋代在中国伦理发展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伦理从思想走向社会、走向实践的时代，儒家伦理终于实现了大众化或普遍化。” 　　对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的表现及原因的研究，张邦炜先生指出：“宋代文化相对普及的其原因之一在于当时具备相应的物质条件。其原因之二在于当时具备相应的政治环境，号称“以文治天下”。原因之三在于家庭对后代的教育，大多抓得很紧。吾淳先生认为：“直至宋代，中国社会的伦理的实现或展开以宗族为平台，在此平台上。通过族规以立伦理，通过守则以呈伦理，通过强制以行伦理，通过教育以养伦理。”陈卫平先生则指出：“宋明理学普及儒学是在义理层面展开的，比如，兴办书院，举行讲会，向民众宣讲；同时，宋明理学也进一步对制度层面的儒学普及作了补充，这突出表现在乡规民约的创制。”崔大华先生从理学与社会生活关系的角度在其著作《儒学引论》中认为：“理学通过不同的方式、途径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去，塑造了一种十分具体的、以理学为特质的儒家生活方式”，并提出理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式是通过理学成为国家政权的意识形态以及理学浸染蒙学、理学进入文学等主要途径进行的。 　　 　　三、关于宋代理学家伦理思想之落实的研究 　　 　　宋代教育思想发展的一个最重要成果就是理学的诞生。北宋理学家重在“上学”的创新，南宋理学家则重在“下达”的落实。对于宋代儒家学者的伦理实践活动的研究不应仅限于以下3位，3位宋儒仅作为典型列举之。 　　1　朱熹。朱熹的思想具有重伦理、重教化的特色。他始终在其社会实践中做到知行合一，自觉地传播儒家价值观念，将思想向文化转型，对文化的贡献巨大。着重突出朱熹对儒家伦理的文化传播实践的研究，多数是从其教育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