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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来南方丝绸之路研究 　　南方丝绸之路是古代从成都出发，经过云南，跨越缅甸，通往印度、中亚和西亚，直至欧洲的一条陆上商道。这条古商道原本是一条民间的通商道路，始见于汉代的《史记》。汉武帝时曾派人至滇探访这条通往印度、大夏的道路，终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如愿。迄至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汉王朝置永昌郡(治今云南保山)后，乃得以打通这条道路，使之成为一条官道，并一直延续到了现代，而日益发挥出中外交通干线的作用。 　　但是，南方丝绸之路与北方丝绸之路有一个很大不同的特点，即南方雨量较多，气候炎热而潮湿，沿途多为高山大川，故古代遗迹不易保存，且近代以来研究此路的学者不多，其研究成果亦较少，而声名远逊于北方丝路，甚至在某些范围还存在着怀疑在历史上是否存在这条道路的问题。 　　关于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形成一个热潮，这与当时抗战军兴，中国与同盟国共同修筑和开通滇缅公路与中印公路的举措而引起社会的重视有关。这时这方面的代表作有严德一：《论西南国际交通路线》(1938年作，刊于《地理学报》第5卷)、方国瑜：《云南与印度缅甸之古代交通》(《西南边疆》第12期，1941年6月30日，昆明版)、姚宝犹：《中国丝绢西传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和夏光南：《中印缅道交通史》(中华书局，1948年版)等。自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大陆对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相对沉寂，反而在香港与台湾则有些学者继续从事这一研究，并做出可观的成绩。有如桑秀云：《蜀布邛竹杖传至大夏路径之蠡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1本10分册，1969年3月，台湾)、饶宗颐：《蜀布与Cinapatta――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5本4分册，1974年6月，台湾)、严耕望：《汉晋时期滇越通道辩》和《唐代滇越通道辩》(均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8卷第1期，1976年)即其代表之作。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之风兴起，学术研究也逐渐恢复正常。为了探讨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以激励今日国人的对外开放，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在滇、川两省学术界被重新提起，因这里正是此路在我国境内的两处要津的所在。1981年，云南学者方国瑜、王叔武、林超民等均公开发文讨论南方丝绸之路；四川学者任乃强、童恩正、张毅(汶江)等亦在此前后撰写了这方面的论文发表。也正好在1981年，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在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后，于该年11月正式成立。学会号召西南民族学界同仁，打破省区界限，通力合作，进行跨区域的专题和综合性研究，并于1982年组成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的“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队”，首先对雅砻江和怒江进行试点考察。而南方丝绸之路正好是在“六江流域”即横断山脉之中的一条主要交通要道，因而亦被纳入考察的视野之内。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改革开放步伐向前迈进。1987年，中共中央发出(13号)文件，号召重开“南、北丝绸之路”。当时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同志提出了四川省“借边出境，借船出海”的对外经贸方针，为此大力支持在学术上加强对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这样在四川逐渐形成以成、渝两地为中心以及联系川滇两省文博考古学界的三个研究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团队。成都的团队以四川大学为主，主要有任乃强、童恩正、李绍明、江玉祥、霍巍、段渝、罗二虎等人，由童恩正牵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综合考察》课题，进行资料的搜集，开展考古学考察的准备与实践等活动。重庆的团队以西南师范大学(今西南大学)为主，主要有李世平、黎小龙、兰勇、邓廷良等人，进行该路的历史地理学资料的疏理，从事我国境内沿线的实地考察。以川、滇两省南方丝绸之路沿线14家文物与博物单位为主的团队，则主要从文博方面，进一步研究和展示这条古道的文物和摄影图片，以扩大影响。牵头的主要有邓耀宗(攀枝花市文管处处长)、刘弘(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馆长)、李安民(昆明市博物馆副馆长)、范建华(曲靖市文管所所长)和张开元(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馆长)等。为了促进南方丝绸之路的考察、研究和宣传工作，当时，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确定以一个3人小组来负责联系这一活动。其具体分工是：由学会第二届理事会会长李绍明负责联系重庆以西南师大为主的团队以及有关该路的实地考察工作：由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副会长童恩正负责联系成都以川大为主的团队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有关课题的启动及运行等工作；由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副秘书长邓耀宗负责联系川滇古道沿线14家文博单位的团队，进行古道文博研究以及举办“南方丝绸之路文物及摄影艺术展览”等工作。 　　经过大家几年共同的努力，从1985年至90年代初期，大体上做了这样几件事情： 　　1、川、滇两省的三个团队曾组织了多次人数不等的考察队，在我国境内沿南方丝绸之路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