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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形象学观念与方法 　　摘要：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理论分析在形象、类型、原型三个层次上展开。个别文本中的中国形象是直接分析的对象，但研究问题却是个别形象在总体形象类型中的程序化过程。类型是跨文化形象学的关键概念，是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基本功能单位。原型表明形象谱系自身的继承与关联关系，是形象史中最基本的、超越个别文本与时代的、深入到集体无意识心理中的普遍可交流的领悟模式。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两种意义原型，为诠释西方的中国形象提供了基本的意义模式，同时也对应着西方中国形象的历史演变过程。跨文化形象学最终落实在文化心理深处富于表现力与创造力的原型上，关注作为西方现代性话语实践的中国形象中包含的知识与权力及其体现在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跨文化交流的话语霸权上。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中国形象原型，分别指向两种“东方主义”。而两种东方主义两极之间形成的张力，赋予西方文化扩张发展特有的活力。这才是我们在“文化自觉”大命题下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形象；类型；原型；意识形态；乌托邦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1)05－0004－17 　　 　　笔者的《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曾在西方现代性观念的纵深处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在形象、类型、原型三个层次上分析中国形象的思想结构，在西方现代性话语实践中分析中国形象的文化功能。反思这项研究的意义，最值得深思并有待明确的，是跨文化形象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什么是这项研究的基本问题、研究对象与领域、理论前提、重要概念与学科范型?这是跨文化形象学难以回避的奠基性问题。 　　 　　一、基本问题与知识立场 　　 　　跨文化形象学有关中国形象的研究主要包括“三组问题”：一、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传播、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并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问题；二、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形成，与此相关的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及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中流露的“自我东方化”、“自我西方化”的问题；三、域外的中国形象，主要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影响或塑造现代中国的自我形象或自我想象，中国自我形象认同的“自我东方化”与“自我西方化”，如何影响中国现代性文化自觉与文化重建的问题。三组问题相互关联，在理论上指向中国现代性自我认同与文化自觉问题；在实践上关注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与地缘政治战略的文化背景问题。其中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是跨文化形象学中国问题的起点，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范围内西方现代性文化霸权渗透到各个领域，其中西方的中国形象也随着西方现代性思想扩张，或多或少地控制着世界不同国家或文化区的中国叙事。 　　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跨文化形象学研究的起点性问题。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又具体化为三个层面上的问题： 　　一、西方的中国形象是如何生成的。在理论上，它必须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有关“文化他者”的话语，是如何结构、生产与分配的；在历史中，它必须确立一个中国形象的起点，让西方文化中中国形象的话语建构过程，在制度与意义上都可以追溯到那个原点。二、中国形象的话语传统是如何延续的。它考察西方关于中国形象叙事的思维方式、意象传统、话语体制的内在一致性与延续性，揭示西方的中国形象在历史中所表现出的某种稳定的、共同的特征，趋向于类型或原型并形成一种文化程式的过程；三、中国形象是如何在西方文化体系中运作的。它不仅在西方现代性观念体系中诠释中国形象的意义，而且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权力话语，在西方文化中规训化、体制化，构成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必要成分，参与构筑西方现代性及其文化霸权。 　　这三个层面上的问题规定的研究对象，既包括个别文本表述的中国形象，又包括不同文本相互参照、相互引证构建的作为一般社会文化想象物的“集体表象”。因此，我们可以分析个别文本中的中国形象，不管这个文本是虚幻的文学作品，还是严肃的学术著作；我们还发现，这些思维与表述方式完全不同的文本，经常重复表述同一种中国形象，构成某种形象类型；而这种类型化的中国形象一旦形成，又可能为个别文本的表述提供想象素材、思考框架，确立主题及其意义。根据中国形象本身的特征，《天朝遥远》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研究：即形象、类型、原型，关注话语的知识与实践两方面的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即中国形象在知识层面上是如何构成的，在实践层面上是如何发挥的。 　　跨文化的中国形象研究有两种知识立场：一是现代的、经验的知识立场，二是后现代的、批判的知识立场。这两种立场的差别不仅表现在研究对象、方法上，还表现在理论前提上。现代的、经验的知识立场，假设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中国现实的反映，有理解与曲解，有真理与错误；后现代的、批判的知识立场，假设西方的中国形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