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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璞方言注在辞典编纂中价值 　　[摘要]郭璞《方言注》在词典编纂方面的价值有四：规范词语，溯源探流；释义简约而不简单，注音用“互见法”；阐释词的理据；订正增补辞书。 　　[关键词]郭璞；方言注；词典；编纂 　　[作者简介]李清桓，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后，海南 海口，571158 　　[中图分类号]H1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6)11―0199―04 　　晋代郭璞的《方言注》是我们迄今见到的最早的一部为汉代扬雄的《方言》(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方言著作，亦是世界上第一部方言同义词词典)作注的著作。《方言注》又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词典的词典”。“词典的词典”，即给词典作注的专著，产生由来久矣，“始见于汉魏，成型于西晋。西汉犍为舍人、刘歆，东汉樊光、李巡，三国魏孙炎，先后编纂《尔雅注》或《尔雅音注》”。虽然郭璞的《方言注》较之今天的词典稚嫩、粗疏，若从历史发展角度考虑，我们不必苛求古人，何况今天词典也不是尽如人意。郭璞的《方言注》确实对我们编纂辞书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操作及语料。 　　 　　一、规范词语，溯源探流 　　 　　语言的规范先秦就出现，迄秦即明确提出“书同文、车同轨”的口号，虽然当时之目的更多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但借助国家的政治主张，在一定的程度上纯洁了语言，相应语词也得到了很大的规范，同时便利了人们的交流，促进了社会的发展稳定。《方言》多奇字、记音字、异形词、假借字，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有的是调查方言时仓促之间写个记音字，有的是个人的力量有限，来不及细考，还有的是语言当中有这个词，但未必就有现成的字可供记载等(也就是说用来记载的字还未产生)。就是今天我们记载各地的方言词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当然今天好多了，当今研究方言的主要任务之一或者说难点之一，就是“考本字”，即寻求词源，规范词语。这项任务做得彻底不彻底会影响我们编纂的方言词典质量的高低。其实不仅方言之类的词典编撰在立条目时需要用规范的词语，就是在编撰语文词典时也需要；否则同一词重出，既误导了读者，亦未能达到溯源探流的功效，影响了词典的质量。郭璞在这方面为我们指点了迷津。他不仅对《方言》中部分的奇字、记音字、假借字进行了正本清源，而且明确提出了观点。下面，主要论述郭璞《方言注》为我们在编纂词典方面提供的有益理论、操作及语料。 　　(一)不宜别立名 　　蝇，东齐谓之羊。(此亦语转耳。今江东人呼羊声如蝇。凡此之类，皆不宜别立名也。)《方言》十一／12(引文有节省，括号里加黑的内容是郭璞的注文。“十一”指卷数，“12”、指条数，依周祖谟校本，下同) 　　郭璞在上条注中明确指出“凡此之类皆不宜别立名也”。这种观点是正确的，是从规范词的角度出发的，也就是说不能把许慎在《说文》中所说的“营营青蝇，虫之大腹者”既叫“蝇”，又叫“羊”。有的学者(戴震、钱绎)就大不为然，戴震在《方言疏证》反驳说：“蝇羊一声之转。羊可呼蝇，蝇可呼羊。方音既异，遂成两名。书中皆此类。注以为不宜别立名非也。”戴震没有体会到郭璞的用意，才有上面的反驳。其实，“郭璞说的不宜别立名，指的是它们属于同一个词，不必用不同的字去表示。”赵振铎先生虽未明确对郭璞的观点置可否，但已经给我们道出了真谛。对这个问题笔者还想说明一下。郭璞的“不立别名”的观点是正确的，但郭氏和许多学者也许均误解了扬雄的本意。扬雄把“蝇”另记载为“羊”，这是由于古人记载方言时不能像今天可用国际音标记音，这是以字记音的缺陷。“羊”仅起表音的作用，不是字(词)，因此不能表达概念(名)。许多学者误解的原因是汉字(词)一般都表达概念，亦即有“名”。所以郭璞所说一物不能别立名是对的，但他把“羊”看作是词(名)也错了。而戴震、钱绎在这两个方面都错了，即既把“羊”视作词，又认为一物可以有两名。当然如果一物确实可从两个或多方面的特征、性质等方面来命名，可以有多词。如，表达同一概念的――能驱逐腐虫的圆形物，既可从结果角度取名“卫生球”，又可从制作的原料取名“樟脑球”，也可从气味角度取名“臭蛋”(山西方言)、“臭丸”(广东方言)。这已经与我们上面讨论的问题有别。另外还有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音变构词的问题。我们知道许多词的音变能产生新词，但不是所有的音变都能构成新词。郭璞虽然没有明确提及这个问题，但是已隐含了。郭璞的观点遭到许多学者的诟病，还因为郭璞没有一一指明《方言》中哪些音变已经产生新词，哪些没有形成新词。这个问题对郭氏来说太难了，我们没有必要求全责备。 　　(二)破假借、明正俗、辨异体 　　假借字、俗体字、异体字等的运用在方言词典中尤多见，扬雄的《方言》亦常见。郭璞在《方言注》中阐发甚多。对这些字的辨认就是区分本字与借字，正字与俗字、异体字，也就是廓清了字(词)的源流，明辨了正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