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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协同性研究 　　摘要：首先对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协同性内涵及实现机理进行了分析，然后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与财政金融服务协同性测度基础上，分析了不协同的原因，最后提出促进财政金融服务协同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政策建议。研究发现：中国既有的财政金融支农服务体系是在适应农户家庭经营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客观上存在着巨大的投资风险和不确定性，对财政金融服务的需求与农户存在巨大差异，使得现有的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存在较大的不协同性，客观需要促进财政金融服务创新，使财政金融服务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的需求相协同，而这种协同，实质上追求的是一种新的财政金融服务供求均衡关系。 　　关键词：财政金融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协同性 　　中图分类号：F30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18）01-0034-12 　　一、研究问题与文献回顾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自下而上推行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在“交足国家的、余下全是自己的”收入的激励下，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得到空前提高，确保了多年的农业稳定增长和国家粮食安全。当然，这种增长也是建立在农民当时没有其他就业渠道可供选择和农业化肥、农药等技术的普遍使用基础之上的。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带来的城镇就业需求的增长，在城乡工资水平巨大差距的诱使下，不仅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就业，而且农业必要的青壮年劳动力也争先恐后地挤进城镇就业。这不仅使农业劳动力日益稀缺、劳动力成本日益提高，而且导致一些地方土地大量荒芜，未来“谁来种地”的问题愈发突出。在此背景下，党中央审时度势，于2012年10月党的“十八大”正式作出了“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战略部署。所谓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就是指在坚持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顺应农业农村发展形势的新变化，通过自发或政府引导而形成的各类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和生产性服务主体及其关系的总和，是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农业市场营销主体、农业监管主体和一系列政策与制度体系的集成[1]，是农业经营组织在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不断演化的产物。显然，建立在规模化、集约化、社会化、组织化基础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对财政金融服务产生了新的规模更大、风险更高的需求，而原有的建立在农户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的小规模、低风险财政金融服务已经无法匹配这一新需求，这就产生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与财政金融服务相协同的问题。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与财政金融服务有何协同关联机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与财政金融服务的协同度如何？这是当前急需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对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财政金融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是当代财政金融支农的重要使命。财政支农的研究最早源于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研究》[2]，他明确指出资本最应该投入农业以获得更大的价值和财富；之后，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强调农业对于国家发展的影响力高于工业，其他产业的进步均是以农业发展为前提，因此，国家财政应该对农业部门给予更多的支持。金融支农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中后期，不少学者逐渐认识到金融在农业农村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Munnel[3]、Evans和Karrs[4]、Thompson等[5]、Chang等[6]先后探讨了政府通过金融手段扶持农业发展的运作机理，并几乎一致地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对于发展农业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国内许多学者认为财政和金融支农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支柱，是促进中国“三农”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何广文等[7]、冉光和[8]、王定祥和谭进鹏[1]等学者基本一致认为，财政金融支农体制的陈旧落后、金融资源的过度非农化配置，正是制约当前中国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王定祥[9]、罗必良[10]等提出，以创新的方式实现财政支农政策与农村金融政策的优化组合，且从改革财政支农体系、完善财政补贴政策、改革农村金融体制等方面来推进农村财政金融服务创新。在财政金融协同支农方面，温涛[11]、孙文基[12]、陈晓华[13]提出要提高财政金融支农的效果，必须将二者有机整合起来，发挥其各自的优势，才能使财政资金有效支持农业的发展；韩占兵[14]通过对财政金融协同支农的效率进行测算，发现中国财政金融支农协同配合效率严重偏低，提出应该建立财政资金与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协同支农的框架，其中重点是合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