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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纪实影像存在主义美学探析 　　[摘 要] 贾樟柯的影像追求个人体验与时代感的统一，关注社会发展中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忠实记录了时代的变迁，折射出个体内部世界与外部生存环境相背离的荒谬体验。而存在主义关注的三个重要问题，即世界的虚无和荒谬、个体的孤独存在和自我的自由选择，都在贾樟柯的作品中得以体现。为此，本文尝试从研究现状与概述、从存在主义视域论述的合理性、贾樟柯电影的存在主义呈现、对贾樟柯电影的存在主义反思四个部分，探析其影像美学。 　　[关键词] 存在主义；贾樟柯；纪实影像；反思 　　一、研究现状与概述 　　贾樟柯作为“第六代”导演的旗手，学界对其纪实影像美学的研究形成了一个广泛的文本群：既有宏观层面的风格界定，如纪实主义；也有对作品结构和人物的细致探析，如平民化叙事；还有将其与“第五代”比较以及放置在国际视野中进行对话。其研究话题如此之丰富，有背后的深层原因：“第六代”处在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转型期，改革开放迎来了消费文化时代，“文革”思维还未待矫正，新的社会风潮和价值观念又强势介入。贾樟柯的作品正是带着这样的时代印记，折射出当下价值迷迭、焦灼浮躁的社会氛围，才有力度。对贾樟柯作品的文化内涵进行观照以及广泛讨论，恰恰印证了中国社会在转型期的种种矛盾与异化，是一种具有共鸣性的群体感悟。褒扬者认为贾樟柯的纪实影像深刻揭示了社会现实，具有文化反思力量和批判力度；批评者认为他的作品缺少“第五代”的理想主义精神源泉和传统的道德伦理规范。 　　关于贾樟柯纪实影像美学的分析常常涉及人道主义、新现实主义、后现代批评、符号学、结构主义和后精神分析学等理论范式，而关于现象学、存在主义美学的论述却十分少见，检索相关资料后仅偶得一篇发表于《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的文章，题为“存在主义、法国‘新浪潮’与中国第六代电影”，作者署名张先云。作为西方哲学的重要流派，从现象学发展而来的存在主义关注人的生存状态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它在现代哲学中的分量甚至超过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关注的三个重要问题，即世界的虚无和荒谬、个体的孤独存在和自我的自由选择，都在贾樟柯的作品中得以体现。相对于某些宣泄欲望与表现都市迷乱的第六代影像，笔者认为贾樟柯的影像追求个人体验与时代感的统一，始终关注社会发展中处于弱势的小人物的生存状态，记录下了时代的社会变迁，折射出属于底层人物的悲剧性和荒谬性的生存体验。有鉴于上述分析，本文尝试从存在主义美学视域探析贾樟柯的电影艺术作品。 　　二、从存在主义视域论述的合理性 　　存在主义从现象学发展而来，其创始者海德格尔继承并发展了老师胡塞尔的成果，将纯粹理智的“意向性思考”转向为思索活生生的人的存在本身，并认为艺术作品是一种诗意的“敞开”。而后萨特又进一步发展了海德格尔的理论，使得存在主义在二战前后达到高潮。萨特提出“现象学本体论”“人的绝对自由”和“他人即地狱”三个核心论题，成为存在主义的集大成者。鉴于西方社会面临严重的战后精神危机和现代化带来的“生存”危机，存在主义设计了一条使人生成为可能的“自由之路”，因此在文学、艺术和电影创作中形成思潮，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 　　电影艺术思潮从先锋运动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再到法国新浪潮，经历了三次具有世界影响的演进，这三次思潮的演进其实都是在探索电影与现实的关系，尤其是法国新浪潮直接受到当时盛行的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直到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这些艺术思潮才纷至沓来，启发了中国“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的创作。如果说第五代还存有集体主义时代的理想余温，那么第六代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更多的是关注一种生命个体的孤独体验和生存状态的困顿。他们深受新现实主义和新浪潮电影的影响，很多人是戈达尔、特吕弗、伯格曼、费里尼和阿伦雷奈等西方艺术导演的崇拜者。不难发现，贾樟柯的作品有着明显的存在主义土壤：一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环境与二战后的西方社会很相似，人与人之间充满不信任，在消费主义文化氛围中，人没有归属感，自己将自己异化成这个社会的“外人”；二是法国新浪潮发生于萨特的存在主义兴起之际，受其影响深刻，特征表现为追求个性和藐视传统规范；三是作为法国新浪潮的旗手，巴赞的影像本体论和长镜头理论直接作用于贾樟柯电影的纪实主义美学。综上，笔者认为从存在主义视域分析贾樟柯的电影美学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三、贾樟柯电影中的存在主义呈现 　　海德格尔认为艺术作品是一种诗意的“敞开”，艺术作品中建立了一个世界，同时也敞开了一个“世界”[1]――作者的真理世界。在电影艺术中，它表现为导演的个性特征和生存体验被揭示，导演的存在真理被自行置入作品中。贾樟柯的电影首先是在追寻“存在”和“自我”，他通过诗意的电影语言（底层人物形象与题材、山西地域空间、平实朴素的纪实手法）来呈现一个纪实化的外部世界，这个外部世界充满躁动、焦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