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学学科结构变动意义以汉文化区音乐研究为例.docVIP

音乐学学科结构变动意义以汉文化区音乐研究为例 　　一、关于音乐学学科结构的变动 　　《音乐研究》编辑部郑重举行“跨界”问题研讨会，使我想到一个问题：中国音乐研究者为什么会在现在讨论“跨界”？编辑部在会议通知中说：这是因为，近年来在音乐学领域兴起了“跨界”、“跨学科”、“接通”等概念，“这些概念意味着传统的学科意识、学科界域与治学方法正在发生变化。”这些话的意思是说，“跨界”会议意味着，我们正在面临音乐学学科结构的变动。 　　不过，若追溯历史，那么可以知道：古代的中国学者是不作这种讨论的，因为那时并没有明显的学科分界。古代学人崇尚的是“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君子不器”，“道未始有封”。尽管他们认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但他们并不讲究“学”的界分。“君子不器”是孔子的话，意思是君子所学不限于一才一艺，而要无所不施。“道未始有封”是庄子的话，意思是道本来就不需要分界，不需要限定。古人是不是对知识体系作过分类呢？当然作过，这就是从汉代到清代目录学家们所创建的多种图书分类。值得注意的是：任何一种目录学分类都没有把“音乐”当作一个独立的概念，而是把现在所谓“音乐”划作大雅之乐、乐府余音、杂艺之声三部分，分别归人经部（雅乐书类）、集部（词曲书类）、子部（杂艺书类）。这意味着，所谓“音乐”，所谓“音乐学”，所谓“跨界”，其实都是产生于现代的学术概念；提倡音乐学的跨界研究，其实是提倡向某种综合传统的复归。 　　若把观察历史的眼光移近一点，我们又知道：现在的学科分界，其实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是新式教育的产物，是因现代课堂的教学需要而产生的。古今的学术研究都不会要求这种分界。凡有研究经验的学者都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每个对象，都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运用多种学科方法去认识，这样的认识才具有深刻性和全面性。与此相反，教学则必须分科。这一点又意味着，现在讲“跨界”，其实是讲研究范式对于教学范式的突破。换言之，音乐学学科结构的变动，是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即使从逻辑上看，我们也知道：“跨界”的概念是由分界引起的，“接通”的概念则缘于学科之间的不通。正因为这样，学科分界产生之时，便是“跨界”、“接通”的慨念孕育之日。于是我们看到，当人们发现分界的局限性，而需要扩大学术视野、综合运用多种学科资料和方法的时候，就提出了“跨界”、“接通”等概念。因此，这两个概念构成了一百年来学术发展的重要经验。比如陈寅恪先生说“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义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同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同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些话，说的就是研究视野、研究资料从中国向外国的跨界，以及考古学与文献学的接通，西方理论与中国材料的接通。由于“跨界”、“接通”的结果是学科结构的变动，所以陈先生义说：这三者“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 　　总之，“跨界”、“接通”是两个有充分合理性的概念，具有普遍意义，并不是音乐学研究者的专利。因为只要有分界，就会有“跨界”；只要有不通，就会有人提出“接通”。一有的朋友担心出现“走出去，回不来”的局面，提出“客位学科不能代替本位学科”，我认为这两种忧虑都是不必要的。不要说研究者个人的学科转型是件司空见惯的事情，即使从音乐学学科的角度看，它的结构变动，也是自然的、必然的。在巾同近现代音乐学者的群体中，这两方面都有很多现成的例子。比如王光祈，毕业于法律专业，后赴德国学习政治经济学；赵元任，康乃尔大学物理学学士，哈佛大学忻学博士；潘怀素，柏林大学经济学博士；沈知白，上海工部局师范学院毕业，音乐素养全凭自学；黄翔鹏，毕业于金陵大学物理学系，后改学音乐；赵宋光，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改学音乐。这些人的经历证明，当今这个中国音乐学，是因为很多“外行人”的跨界而造成的。而关于音乐学学科的结构变动，则可以看看一百年来音乐学的发展：那些新生的音乐学々业，比如音乐考古学、音乐文献学、音乐社会学、音乐美学、音乐治疗学等等，其实都是“跨界”和“接通”的产物在这些专业当中，何为主位，何为客位，是很难画出明确界线的。 　　二、一个“外行”的跨界经验 　　上面所说“一百年来学术发展的重要经验”，自然也包括我们这代人的经验，比如我本人的中国音乐史研究，便是从跨界研究开始的。 　　我原是一名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者，从研究生阶段开始，就为解决中国古代义学的问题而进入了音乐研究领域。其中一个缘故，是我曾经师从王运熙、任中敏（二北、半塘）这两位有跨界倾向的先生，任先生的跨界活动开始于1920年前后，原冈是他的老师――吴梅（瞿安）教授――把二胡、笛子、词曲和昆曲演唱带进了北京大学的课堂。这是一件曾经引起轰动的事情，因为有人认为它代表了音乐对文学的“僭越”和“覆盖”。但这件事却得到一批学术青年的崇奉和追随。这样就产生了作为学术大家的任中敏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