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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垅对现实主义理论坚守与探索 　　[作者简介]王丽丽(1969―)，女，浙江省天台市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西方文论研究。 　　[摘要]1950年，阿垅撰写了两篇文章，提出自己对当时高度敏感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独特理解。他反对对政治内容的概念化表现，反对除了工农兵以外不能写的论调，同时也反对对正面人物的神化和反面人物的丑化，但却遭到了《人民日报》的猛烈批判。批判者的目的主要是借批判阿垅，整肃胡风文艺思想在文艺界的影响，从而推行新时代文学的系列主张。阿垅就此写了两篇反批评的长文，虽在当时未能面世，但其对“文艺即政治”命题的坚持，对“深入描写私生活”问题的思考，客观上成了在特定环境下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坚守和探索。阿垅的理论勇气和识见恰恰来自于对马列主义文艺思想真诚而非教条的学习和探究。 　　[关键词]阿垅 文学与政治 现实主义 世界观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8)02-0107-08 　　 　　作为七月派重要的诗人和报告文学作家，阿垅的文论并不多，但他在1950年发表的、分别从倾向性和人物塑造方面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行探讨的两篇论作，却在一面世就遭到了《人民日报》组织撰写的两篇重头理论文章的猛烈批判。这实际上成了新中国建立以后对胡风文艺思想批判和整肃的开端。在政治批判的狂风骤雨中，虽然没有发表的可能，但阿垅仍然认真严肃地准备了两篇反批评文章。1953年，阿垅又出版了一本外国作家作品评论集《作家的性格和人物的创造》①。借助这些长期以来不容易见到的重要资料，我们得以重新探讨阿垅在极端困难和压抑的处境下，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坚守和可贵的探索。 　　 　　一 　　 　　阿垅不是纯粹的文艺理论家，他关注理论问题是受到当时创作实践问题的激发。《论倾向性》一文显然是他有感于文学作品在表现政治性主题方面的公式化，而受到外界特定事件(苏联作家西蒙诺夫答中国同行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提问)的触发而动笔的。尽管这篇文章在今天读来确实不那么圆融，但在涉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一高度敏感问题的时候，阿垅还是力求做到立论的辩证和稳妥。在总共九段的文章中，作者首先用两三段的篇幅论证了任何文学作品总是有倾向性的。即便是“为艺术而艺术”，也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映，只不过被资产阶级作家“给予了一种为全人类所追求的，等于永恒真理的”形式。相对于没落阶级的这种自欺欺人，“上升的”无产阶级及其“革命的”政党和“进步的”作家，“总是正面地、‘公开地’提出倾向性来的”。这是前提。 　　正因为对于文学来说，“政治是一定的”，“倾向性是必然的”，所以从终极意义上讲，艺术和政治是一元的。在西蒙诺夫的回答中，阿垅为自己的艺术政治一元论找到了关键的理论确证：西蒙诺夫认为，文学和政治并不是两种不同元素的结合，而是本来就是同一的东西。打个比方，文学这一个蛋里包含着政治的蛋黄。阿垅由此推出：“不是艺术加政治，而是艺术即政治。” 　　阿垅对西蒙诺夫的比喻如此敏感，是因为他深感，公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作品之所以空洞乏味，症结正在于本质上的二元论，即“机械地对立了艺术和政治”，将两者处理成艺术的技巧和政治的概念相“结合”。阿垅认为，由于这种作品缺少能够“渗透”和“征服”人们灵魂、“感染”和“组织”人们感情的“美”的“艺术效果和艺术力量”，客观上也就没能取得“一定的政治效果和政治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艺术问题上，如果没有艺术，也就谈不到政治。”那么，怎样才能艺术地表现政治内容和倾向性呢?阿垅指出：“倾向或者思想要怎样表现出来”，这本来“是一个早已解决的问题”。在致哈克耐斯的信中，恩格斯说：“我心目中的现实主义，甚至不依赖作者的观点，就能够把它自己显示出来。”在给闵娜?考茨基的信中，恩格斯又说：“但是我以为倾向不可以特别地明指出来，而必须从状态和行动中流露出来。”阿垅因此认为，“一部作品所有的思想性”绝不能表现为概念形态的“赤裸裸的倾向性”，而是必须通过作家的形象思维，从作品形象中“生发”和“反映”出来。 　　另一篇《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篇幅不长，但写法却有点曲折，主题也有些游离。实际上，这篇文章至少包含了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为工、农、兵的文艺，是不是仅仅以工、农、兵为艺术人物，而不必以至不应该描写其他的阶级?”阿垅的回答是否定的。理由很简单：“为了描写和组织阶级斗争”，“就必须有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以及中间分子”，否则就不可能写出“阶级”和“斗争”。 　　对于当时的“工、农、兵主角”说，阿垅以高尔基和阿尔志拔绥夫作为正反两个例证，说明了文学作品表现对象问题的关键。在于作家的“立场和态度”：高尔基的《阿尔达诺夫家事》是以没落的阶级为主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