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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研究在我国发展及其需求分析 　　摘要：近二十多年来，院校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被译介到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中来，并在实践中得到较快的发展。但是，院校研究不仅仅是一种研究范式，更是现代高校管理的一个重要工具和手段。院校研究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高校管理科学化、民主化的需要。目前，中国高校管理制度的“行政化倾向”，抑制了对院校研究的有效需求。院校研究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实质性发展，主要取决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在深层次上的改革。 　　关键词：院校研究；实践需求；高校管理 　　中图分类号：G6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5）02-0001-04 　　院校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是以科学的方式对单个高等院校的研究，更确切的说，是高等院校以科学的方式对自身的研究。它于20世纪中叶发端于美欧等高等教育发达国家。80年代末、90年代初，“院校研究”被译介、引入到我国的高等教育领域中来，二十多年间走过了一条比较独特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一、“院校研究”在我国的译介过程 　　“院校研究”在我国的译介，20多年来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末，是国内高等教育研究界对“院校研究”的“感知阶段”。早在80年代中期，就有一些高等教育研究者对“院校研究”偶有零星的介绍。80年代后期，一批高等教育青年学者在编撰《高等教育辞典》时，将“院校研究”作为一个词条收入其中，由于当时主要的参考资料都来自于美国，因此辞典也就将“院校研究”解释为一个美国现象：“美国高等学校行政管理部门组织的以本校活动为主要对象，以提高本校管理水平及竞争能力为宗旨的咨询性、政策性研究。”[1] 　　90年代初，时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从事院校研究的程星博士回国访问，现身说法美国的院校研究，并撰成专文予以推介。他将“Institutional Research”直译为“机构研究”，从研究对象上将“Institutional Research”与国内的“高等教育研究”作了区分，明确前者是“以个别学院、大学或大学系统为其研究对象”的研究。[2]也是在他的促成下，时任美国院校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主席的玛福（John AMuffo）教授于1993年秋来华访问，到厦门大学等校就院校研究问题与中国学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3] 　　1992年春胡振敏刊发专文，阐释“院校研究”的含义，介绍美国和欧洲院校研究的起源和发展状况。[4] 1995年程星等人在公开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系统回顾美国院校研究的发展历程，赞同采用“院校研究”这一译名[5]。“院校研究”一词，随后被国内的学者普遍接受和使用。 　　第二个阶段是在21世纪初的四、五年间，国内学者对于“院校研究”的译介和探讨渐入热潮。2002年3月，刘献君等人发表论文，论述院校研究的功能以及在我国推行院校研究的必要性和基本途径。[6] 2003年，赵炬明连载两文评述美国院校研究发展历程并阐释院校研究在现代大学管理中独特的作用[7]，周川等人发表文章论述院校研究作为“高等教育研究的新领域”的主要特征和功能[8]；稍后刘献君、周川等再度发表论文探讨院校研究的方法与特征问题[9]。同年底，由程星等人主编的《院校研究与美国高校管理》一书出版，该书论述了院校研究的性质、功用以及院校研究的资源和方法。[10] 2004年5月，南京师范大学蔡国春的博士学位论文《美国院校研究的性质与功能及其借鉴》答辩通过，成为我国第一篇关于“院校研究”问题的博士论文。 　　经过学者们的译介和探讨，国内高等教育研究界对于“院校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如院校研究是什么、院校研究有什么用、如何进行院校研究、由谁来做院校研究等等，有了比较理性的认知，因此这个阶段也可以称之为对“院校研究”的“认知阶段”。 　　在学者们的译介和探讨推动下，“院校研究”在国内受到越来越多高等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的重视。在此基础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专业委员会（筹）于2004年10月在武汉成立（后定名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11] 自此，我国对“院校研究”的引进开始步入到一个尝试“行知”的阶段：一些高校的高等教育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开始在“院校研究”的理念引领下尝试进行实际的院校研究。与此同时，国内关于“院校研究”的译介和研讨也逐渐向更深更广的层面拓展，比较重要的论著有：刘献君的《院校研究》，蔡国春的《院校研究与现代大学管理――美国院校研究模式研究与借鉴》，程星等人主编的《美国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