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繁盛复辟笼罩下之大众文化探析.docVIP

错误繁盛复辟笼罩下之大众文化探析 　　摘要：本文从大众文化的视角，选取了一段典型的时期、一个典型的案例，来探讨娱乐和政治、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尽管政治波谲云诡，但并未阻断上海日渐兴起的大众文化发展之链条，“文明戏”是其一首要环节。娱乐疏离于政治，却又包含颠覆政治的因素。走出古典之后的知识人，就部分被吸引到大众文化的制造之中。在各种文化冲突中，“文明戏”成为替罪羔羊。被不断地想象和重构。 　　 　　关键词：文明戏；大众文化；君子 　　 　　1913年，“新剧家”郑正秋以出售家乡产业所得5000元为基金，孤注一掷在上海谋得利剧场试演家庭剧《恶家庭》三天，取得空前成功。以郑正秋为首而组成的新剧团体一新民社，便长期包演于谋得利剧场。从《申报》广告来看，《恶家庭》在农历八月十四开始演出头二本，接连演至八月十八共排演十本。此后连续演出《家庭恩怨记》、《真假姻缘》、《雌老虎》、《血泪鸳鸯》等“软题材”的戏剧。此类演出吸引观众获利颇丰，驱使一大批新剧社建立。1914年，形成了比较有影响的六大新剧团，是年为农历甲寅年，史称“甲寅中兴”。之所以称为“中兴”，是因为新剧经过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段热闹，正趋于沉寂，而郑正秋的家庭戏又为新剧的发展打开了另一扇窗。 　　这里的新剧就是被新文化运动者，以致后来几十年一直作为“靶子”批判的“文明戏”，其迎合“封建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制造“靡靡之音…‘足以亡国!”罪莫大矣! 　　按照通常的说法，文明戏的繁荣期是在1913年到1917年，此后便衰落了。这样的消长荣枯，是想象还是事实?更有意思的是，新剧的繁荣期恰是袁世凯复辟时期，袁退出历史舞台，新剧便开始退出主流市场。 　　难道复辟导致了文明戏的繁荣，或者不过二个恶作剧式的巧合?文明戏缘何遭受到打压和贬低?是如何被建构和想象?文明戏的案例在我们探索传统与现代、重大的历史事件与普通民众生活，以及大众文化和精英教化意识等诸多问题上有何启示? 　　王笛借助“街头文化”探索成都的公共空间、下层民众和地方政治。他指出，政治和社会的剧变给一般民众带来的后果就是“失去了一个旧世界，但并未得到一个新世界”。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思想意识和政治体制的性质并不重要，他们仅仅渴望一种和平稳定的环境和正常的生活。尽管精英一直在试图对下层文化进行改造，但是大众文化仍然通过不断适应环境在变动的社会中生存和发展。历史研究所重视的一般都是宏大的国家政治变迁，然而在这种剧变影响下的一般民众生活却被抛诸于历史视野之外，而这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拟换一个视角观察历史，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探索政治与娱乐、传统与现代、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倒退”中“前进” 　　 　　1913年，袁世凯的复辟是政治体制上的一股逆流，在正统的历史叙述中，这是一段由共和重蹈帝制的倒退时期，也是一段继续革命的时期，先是“反袁斗争”，紧接着是“二次革命”，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戏剧化地退出历史舞台，也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文明戏在这个时段却繁盛发展也难怪受到那样的批判。但是文明戏的繁荣决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仅仅从《申报》广告所见，到1916年，演出京剧的新式舞台至少有20家；综合性的大型游乐场开始出现，如1915年的新世界；电影院的数量虽然仍比较少但相比增加很快；以及各种地方小戏都是在这个时期进入上海的…。除此之外，报馆林立，小说繁多。可见，这个时期的文化没有因为政治的倒退凋零反而发展，也就是说复辟时期大众文化的发展并没有被阻断，个中原因，究其如下。 　　首先，上海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急剧增加是其发展的客观有利条件。袁统治时期和一战时间上重合，这个时期由于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民族主义工商业获得长足发展；而且欧洲各国对物资的需求旺盛，中国产品出口较多；国际白银价格上涨提高了中国货币的购买力等，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这个时期的经济比较繁盛。繁盛的经济提供了很多的就业机会，内地人口大量涌入上海。上海人口有过三次短时间内的剧增，而总体上也一直呈加速度增长。1865年，上海人口总数为69万，1915年即为200多万。如以1910年为界，这一年的人口为129万，前45年，人口净增60万，但是1910年到1915年仅仅六年间就净增71万。这主要是因为一战期间中国与东南亚市场海外竞争的消除，对上海市现代工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例如，公共租界的东区和西区新兴的轻工业，占到全国半数以上的重要地位，工业的高度集中导致了人口的急速上升，从而使得娱乐和消费需求随之暴涨，支撑起如此众多且日夜开演的庞大娱乐业。 　　文明戏是在辛亥革命前后发展起来的，由于辛亥革命的刺激而趋向繁荣。欧阳予倩认为，上海最早的文明戏是从1907年开始的，即王钟生在上海组织春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此后有任天知组织的“进化团”，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