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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国家能力契机梅普组合下俄罗斯发展前景分析 　　内容提要　苏联体制的根本缺陷是它不可避免地造成国家能力的过度膨胀，致使国家代替社会、计划排斥市场，社会经济生活官僚化。这一问题在俄罗斯得以延续，无论是在叶利钦时期还是在普京时期，总统凌驾于其他社会权力之上的超级总统制因无法有效遏制国家能力的过度膨胀而具有不稳定性。俄罗斯当前的权力更迭为重构国家能力提供了最好的契机，“梅－普”组合下政党和议会的作用得到加强，总理一政府影响力的扩大，都有利于俄罗斯建构起相互制衡的权力结构，从而使其政治经济发展得更为健康、也更具有可持续性。 　　关键词　国家权力 　　国家能力 　　官僚体制 　　转型 　　中图分类号　D73/77.512.2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08)03-0019-(7) 　　 　　随着梅德韦杰夫当选为总统，普京随后就任总理，俄罗斯政坛的权力更迭终于尘埃落定。经过了普京时代的励精图治之后，俄罗斯在“梅－普”组合下将会走向何方，这成为国内外广泛关注的一个议题。总的来看，学者们更多地是通过分析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个人意志和政治前途来对俄罗斯的发展前景做出预测和判断的。但是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真正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并不是个人的力量。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表明，能否形成一个有效的制度结构，是决定一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如果能够透过对政治家个人作用的分析，从权力更迭背后所引致的制度结构的变化来考量俄罗斯的发展前景，这更有助于对俄罗斯政治经济的长期发展态势做出准确地分析和判断。本文即是在这方面所进行的一个尝试。当然，在俄罗斯权力更迭刚刚完成的情况下是难以对其所引致的制度结构的变化做出准确判断的，因此本文将变换一个思路，首先通过从一个更长的历史跨度来检视俄罗斯的发展轨迹，探究其制度结构的优化方向，然后分析“梅－普”组合会给俄罗斯的政治经济体制带来哪些影响，能否推动俄罗斯朝着趋好的方向发展。本文所形成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梅－普”组合下的俄罗斯有可能形成一个较之普京时代和叶利钦时代更为合理的制度结构，从而使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发展更为健康、也更具有可持续性。 　　 　　一、国家能力与苏联体制的变迁 　　 　　俄罗斯的制度结构是在从传统的苏联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社会的转型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然而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这场变迁，它是如何发生的，需要经过哪些发展阶段，对于这些问题直至今日学术界依然没有达成共识。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要想更为深入地理解俄罗斯等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转型，必须将其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沿革联系起来，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研究体制的变迁。换句话说，除非能够对苏联体制的根本缺陷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否则我们对俄罗斯体制变迁的研究所得出来的结论总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更难以明确应当建构一个什么样的制度结构才能够实现经济的长期繁荣和发展。因此本文将首先从对苏联体制的回顾和反思开始，通过分析其根本缺陷来探究体制转型的动因和根本任务，为下一部分评价叶利钦时期和普京时期俄罗斯政治经济发展的成就与不足提供依据。 　　苏联体制的两个最主要特征是生产资料国有制和经济计划。对于这种体制所存在的问题，学术界已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且已经基本达成一致的是，苏联体制在资源配置效率和信息效率方面存在着重大的缺陷。但是应当看到的是，无论是资源配置效率还是信息效率都根源于一定的制度结构，而任何制度结构都是具有不同行为动机的行为主体(个人、团体或政府)形成集体行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演进究其实质是一个公共选择过程，因此，只有对制度结构所涉及的相关主体的行为进行分析，从经济行为与经济制度的互动中去理解苏联体制的变迁，才能够打开苏联体制的“黑箱”，找到其根本缺陷所在。最早打开苏联体制的“黑箱”的是哈耶克(F.Hayek)，早在上世纪“社会主义经济大论战”期间，哈耶克就通过对社会主义管理者行为的分析，发现了苏联体制存在着严重的激励问题。即，缺乏一种有效的协调机制，能够确保不同行为主体按照对全社会来说最有利的方式行动。机制设计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迈尔森(R.Myerson)在委托――代理框架下以更严谨的方式对哈耶克的论述做了重新表述，指出由于中央计划者并不能观测到社会主义管理者的所有行动，因而无法使社会主义管理者尽其所能努力工作。换句话说，即使中央计划者可以设定一个想要达到的、最好的经济目标或社会目标，比如这个目标可以实现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或在某种意义下的资源公平配置，那么在苏联体制下，由于无法实现中央计划者与社会主义管理者的“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使得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个人利益和设计者既定的目标一致，因此中央计划者所设定的目标也往往难以实现。 　　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