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女红文化教育思考.docVIP

重构女红文化教育思考 　　作为“文化物种”的女红文化，是我们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发展和重构女红文化的人文价值，使之适应社会的变革，并成功转型为新文化观念下的女性文化素质教育，成为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手段和形式；如何摆脱女红文化在现时代中难以为继的严峻状况，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通过近年来在该领域的调研及艺术实践和思考，从而证实重构当今女红文化教育传承体系，不仅是探讨现时代女红文化重塑所要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探寻其在新的文化背景下传承发展的最佳途径。 　　 　　女红文化的人文价值 　　 　　“女红”，亦称“女功”“女工”，指女性所从事的手工劳作――纺、织、挑、绣、缝纫等。女红文化作为中国农耕文化孕育发展而形成的文化形态和样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历了几千年的延续、衍化，逐渐形成了其独特的人文价值，并成为社会礼教及风尚的文化象征。作为中国女红文化的最具代表的一种文化现象，刺绣历史最悠久并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只有在中国男耕女织的社会制度下，千千万万女子都要学习女红，都要掌握刺绣技艺，女红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所独有的文化现象，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独特而深厚的精神寓意。从女红发生到发展的过程，足以证明它在中国文化艺术史研究中的重要学术地位。 　　考古发现为女红文化研究提供了历史文献和有效的科学依据。女红的历史最早追溯到史前时代，山顶洞人和河姆渡人的骨针向我们展示了人类衣服物质文化的原始形态。女红文化在“衣被天下”“事鬼神 ”时代产生，从嫘祖亲蚕到马头娘娘的传说，蚕神崇拜的神话奠定了女红文化传承和劳作的信仰根基，成为皇后亲蚕制的精神文化象征。女红文化在“垂衣裳以制天下”时代，体现了中国文明以礼制为核心的等级社会特征，从而创造了上层统治阶级皇权的显赫、奢华的欲望及天赋的神威。黼黻文绣的女红样式在十二章服制图案中体现出其精致、华美、富丽的庙堂文化的神权色彩。无论对自然的崇拜还是礼教的沿袭，宫廷女红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儒家礼制“显名份、辨等威”的文化象征，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化审美精神。当女红的艺术样式向文人的画绣转型，以其清雅内敛、绣通于画的细腻逼真、巧妙传神的特征，将中国文人画理融合于刺绣技艺，以顾绣为代表的画绣显著提升了女红的艺术内涵。而民间女红作为一种民俗文化以其“根”性文化特征与文人文化并驱互补，支撑着整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以它自身造型之拙朴、雕琢之粗犷、色彩之强烈，有别于阳春白雪的文人女红和奢华富丽的宫廷女红，具有乡土艺术“原生态”最纯洁质朴的文化元素。 　　女红作为文化的符号已成为民族文化的象征，成为人们认识历史的凭借，成为那个时代精神、文化、政治的符号。从女红的谱系中，涉及中国封建社会几乎大部分的礼仪规范、宗教思想、风俗习惯及科学知识的领域。中国女性的知识、信仰、思想、情感都是由女红这个承载物聚集和发展的。女红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的重要部分，也是民间本原文化研究的核心。女红不仅在人类物质的实用文化领域中具有重要贡献，在精神审美文化中也展现了不可磨灭的价值。当我们回顾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和文明史时，女红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女红文化的教育传承 　　 　　与民间原生态发展的女红文化的无序性不同，真正将中国传统女红艺术推广并奠定其在国内外的艺术地位的，是起始于清末的近代女红教育的传承。 　　清道光年间华亭人丁佩的《绣谱》付梓成书，成为中国刺绣史上的第一本刺绣专著。百年之后，由张謇亲笔、沈寿口述的《雪宦绣谱》问世，不仅补充了《绣谱》在针法应用上的遗缺，更在传统的刺绣基础上糅合西画的理论而自成体系。这本绣谱是中国工艺美术史上第一部刺绣理论与实践操作相互结合的专门著作，也是中国女红文化教育传承的第一本教科书。 　　沈寿是中国女红教育的开创者，是中国传统女红在近代转型时期的重要人物。她将中国刺绣艺术展现给国际，改变了以文人画为粉本、以雅致之风引领达百年之久的顾绣格局，发明了将西方绘画写实理论与中国传统刺绣技艺相结合的循画理、师真形的仿真绣，完成了传统刺绣的近代转形（在当时新旧社会形态转折中，社会价值观已偏向认同西方工业文明，西洋画在中国画坛确立了地位，沈寿对刺绣写实审美的创造完全符合当时的社会风尚）。沈寿更重要的贡献是通过办学将传统女红技艺教育传承下去。作为女性，沈寿能将刺绣艺术引领到超越时代的高度，与其丈夫余觉的支持和张謇的赏识分不开。1904年，她与丈夫受清廷委派赴日考察，接触了西洋绘画与日本刺绣，将西画教育体系融入传统技艺，与夫婿在苏州创办“同立绣校”。1907年，她在农工商部附设的女子绣工科担任总教习。辛亥革命之后，绣工科解散后她便赴天津自办绣工传习所。1914年，北洋政府事业部长张謇创办了南通女红传习所，特聘沈寿担任所长，将传统技艺专门化和职业化。这是近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