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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曾三关于什么是档案论述 　　曾三同志是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开创者#65380;领导者。他一贯重视档案理论，坚持用档案理论指导档案工作实践。他为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创建和档案学理论建设都做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 　　我们重温《曾三档案工作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可以看到曾三同志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在许多重要会议讲话和文章中，总是反复地讲“什么是档案”的问题。他认为:“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正确认识是很重要的，认识正确了，清楚了，才有可能把档案工作做得更好。”(《文集》第412页)“我们要讲档案学，必须先讲档案”，“讲档案是什么，就要讲档案的性质#65380;档案的定义#65380;档案的产生，它怎么同图书不同，怎么同文物不同。”讲档案，“要从它的运动开始讲起，直到它的归宿，直到如何利用。”“我们讲档案学，一切都应该从这一点研究开始，正象我们研究资本主义要从商品研究开始一样。”(《文集》第440页) 　　曾三同志对档案定义的探讨，主要是在三次关于档案与资料区分问题的讨论中展开的。在全国档案事业建设初期，就发生了档案与资料区分问题的讨论。1951年，曾三同志在一篇文章中，介绍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档案和资料的表述:“凡经过本机关#65380;部门处理之来往文书和发出之各种文件及其草稿与会议记录等，谓之档案。凡用以参考不需处理之文件#65380;书刊，谓之资料。”1955年，他在一次会议上说:“经过负责人签字的报告#65380;会议记录#65380;来往文书，都是档案。”后来，在《我对档案工作的认识》一文中他提出了自己比较完整的看法:“我认为所有机关#65380;学校#65380;工厂#65380;农场#65380;企业#65380;人民团体在工作中所形成的文书材料(包括收发文件#65380;电报#65380;会议记录#65380;录音记录等)都应该作为档案来保管。”(《文集》第32#65380;35页)1956年，他又说:“档案是我们党和国家机关在工作中所形成并保存下来的一些文书材料。”(《文集》第41页)在这一时期，曾三同志提出了构成档案定义的几个基本概念(要素):“本机关工作中形成”#65380;“处理”(或“负责人签字”)#65380;“保存下来”#65380;“一些(或所有)文书材料”(收发文件#65380;来往文书#65380;电报#65380;会议记录#65380;录音记录等)。 　　1958年，随着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全国档案事业也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是，当时在“大跃进”运动中，曾经出现了“人人办档案”#65380;“个个编资料”#65380;“大收#65380;大编#65380;大用”等“不正确的做法和口号”，“把档案工作做得超出了机关的范围，也超出了档案工作的范围”，混淆了档案和资料的界限。1959年曾三同志说:“1958年我们号召档案工作者做点资料工作，以后才发生了档案#65380;资料不分的问题。”因此，曾三同志在1959年6月召开的全国档案资料工作先进经验交流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又一次讲了档案与资料的区分问题，并且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档案定义:“档案是本机关在工作和生产中形成的文书材料#65380;技术文件#65380;影片#65380;照片#65380;录音带等经过一定的立卷归档制度而集中保管起来的材料;资料则是为了本机关工作需要所收集起来的一切材料，其中有别的机关在工作中形成的文书材料，也有公开出版或内部发行的印刷材料。一个机关的档案反映了本机关的全部活动，应当作为历史记录保存;而它所收集的资料只是为了业务需要备供参考的。我认为，档案和资料应该有这样的原则区别。档案是在工作中自然形成的，不是可以随意‘写’的，也不能把随意收集起来的东西都叫档案;资料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收集的，也可以利用档案和其他资料编写和复印。虽然档案与资料可以互相转化，而且从广义来说，档案也是一种资料，但是一个机关的档案，毕竟是一个机关的历史记录，它不应该同一般资料混同。一个同样的东西，在产生它的机关和收集它的机关，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质。”在这一段档案定义的论述中，又增加了“经过一定的立卷归档制度”#65380;“集中保管”#65380;“自然形成”#65380;“档案与资料可以互相转化”和多种档案材料品种(技术文件#65380;影片#65380;照片)等几个基本概念(要素)。 　　在1959年，还发生了“分清技术档案和技术资料”的问题。曾三同志指出:“当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很混乱。有的认为档案是死的，资料是活的，凡是常用的都叫资料，只有停产或者当前不再使用的才叫档案;有的企业把同样的两份图纸，专供日常借阅使用的叫资料，保存起来供日后查考的叫档案――实际上这套所谓档案根本没有人用。最普遍的看法是，把所有技术档案和技术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