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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教育界对日本人屡获诺贝尔奖视角与分析 　　2008年，日本科学家在物理、化学研究领域有4人获得了诺贝尔奖。至今，日本有16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其中自然科学奖13人，物理学奖7名，化学奖5名，医学奖1名，而且多数为日本国内科学家。韩国很重视科技教育，但至今除了前总统金大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外，再没有人获得诺贝尔奖项。对此，韩国的教授们自嘲为“13：0”（日本有13人获科学奖，而韩国是0）现象。[1] 韩国教育界与我国一样，非常关注邻国日本及其科研动向，尤其是高等院校的科研体制、运行机制与国际竞争力。韩国媒体对今年有4名日本科学家，主要是大学教授荣获诺贝尔奖的现象跟踪研究、深入剖析，发表了诸多分析与评论文章，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邻国之间比较分析的独特视角和观点，对于同样高度重视大学科研和大学竞争力的我国来说能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1. 不受各种干扰，不赶学术时髦，长年坚持不懈，潜心研究 　　日本至今有4所大学的毕业生获得诺贝尔奖，其中京都大学毕业生最多，达到5名，接着依次是东京大学4人，名古屋大学3人，东北大学1人。此外，大阪大学、北海道大学、九州大学也在翘首以盼。今年获奖的教授中有3人毕业于名古屋大学，被称为“地方大学”的名古屋大学毕业生屡获诺贝尔奖(小林诚，64岁；益川敏英，68岁；下村修，80岁)。对此，曾经在名古屋大学执教10年的韩国裔教授赵斗燮（音译）说：“在名古屋大学只要担任专任讲师就有可能成为终身教师，当了终身教授就能工作到65岁，过了70岁还可以搞研究。钻研一个课题达30年之久的教师在名古屋大学很普遍，而韩国大学的竞争过于激烈，没有精力和情趣做这种长线基础研究。”[2] 　　名古屋大学不同于日本的“门面大学”东京大学，但能长期深入、潜心研究，这种现象被称为埋头“深挖井”，而且只挖“一口井”。东京大学的政府投入多，发表的论文和成果也多，但这些研究成果大都反映了政府的意向和要求，还有赶学科时尚的嫌疑。东京大学在各级政府的眼皮底下有近水楼台的好处，但难免有培养政府官僚和验证政府某些官员旨意之嫌，而京都大学则引进英国、德国的科学精神和具有学术新潮思想的“新人”教授，专攻学术研究，在理工科研究上走在前面。东京大学招收学科平均成绩和总成绩高的“模范学生”，而京都大学则侧重招收总成绩不算最高但某一学科成绩突出的学生。[3] 　　2. 独具慧眼与传承精神 　　日本科学家的独立、执着与传承精神从哪里来？就是来自一代代的传承。教师也不负众望，独具慧眼，发现和培养优秀学生和出众人才。韩国科学技术院柳龙（音译）教授说这是日本人独有的传承精神。[4] 2008年获得物理学诺贝尔奖的小林诚和益川敏英都是二战以后奠定微粒子学研究基石的坂田昌一教授的弟子，当时坂田昌一教授就考虑益川敏英的英语比较差，担心研究生院不予录取，便给予免试录取。为避免影响研究人员的情绪，坂田昌一教授在研究室内规定不称呼每人的职称，统一改为在姓名后称“样”（日语发音“桑”）。[5] 2002年获得物理学诺贝尔奖的小柴昌俊教授的老师是南部阳一郎教授，而南部阳一郎教授的老师是1962年获得物理学诺贝尔奖的朝永振一郎教授。朝永振一郎、小林诚、益川敏英教授都是凭借在1949年获得物理学诺贝尔奖的汤川秀树教授于1946年创刊的《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得了奖。[6] 　　3. 自由、平等、独立的研究 　　屡获诺贝尔奖的京都、名古屋2所大学的研究风气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自由、平等、独立、开放式思考、讨论和使用科研仪器设备，不界定和束缚学生的思维方式。开放式使用和管理实验设施是京都大学的一大风景。很多在名古屋大学任教过的教授们都很留恋该大学自由、平等讨论的学术研究氛围[7]。2002年，只有大学学士学位的田中耕一获得化学诺贝尔奖，正是因为喜欢科学研究，他选择了能自由、平等、独立、专心从事研究工作的小公司，获奖后公司提供公司理事职位和待遇，但他谢绝后继续专心于研究员的生涯。[8] 　　4. 直觉与灵感 　　长年潜心研究和积累固然重要，但科学研究离不开科学家的灵感和直觉。下村修于1962年在海蛰中发现绿色荧光蛋白并应用于治病，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益川敏英教授是在家洗浴时突然想到微粒子结构理论，这是他长期潜心思考与研究的结果。南部阳一郎在看到一位客人用右手拿起桌子上的餐巾后，其他人也顺序拿起右侧餐巾的现象时得到启发，终于破解了物质从对称转为非对称的原理。[9] 　　2002年获得物理学诺贝尔奖的小柴教授曾说，走别人的路是愚蠢的，探知未知的领域，没有人教你，也不知结果会怎样，但要珍视这种探知的直觉和欲望，而这种直觉越磨越有价值。不分昼夜冥思苦想，这能萌生灵感和创意。这些基础研究，100年后也不知其有没有实用价值，但这是对人类文明和知识财产的贡献。 　　5. 启蒙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