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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诈骗罪保护法益探析 　　摘要：使具体法益遭受实际侵害或面临受侵害的危险，是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我国《刑法》中集资诈骗罪的法益包括公私财产权和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在法益保护的位序上，公私财产权应当优于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秩序作为一种“超个人法益”涉及制度正义，将其纳入集资诈骗罪的法益范围予以保护，与现代刑法理论关于犯罪本质的阐释相契合。将弥补被害人的财产损失放在集资诈骗罪法益保护的重要位置，体现了现代社会保障人权的法治精神。在司法实务中，对于集资诈骗行为的处理，要兼顾被害人过错与被害人财产权益保障。 　　关键词：集资诈骗罪；法益保护；秩序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5）02-0067-04 　　法益，是法律所体现和保障的特定利益。犯罪在本质上表现为对法益的侵害或威胁。近年来，“杜益敏案”“吴英案”等一系列被司法机关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刑的案例，引发了法学界对集资诈骗罪法益的深思。我国现行《刑法》将集资诈骗罪规定在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第三节“金融诈骗罪”中，据此，很多学者认为集资诈骗罪的法益是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权，司法实务界人士也以这一标准来认定集资诈骗罪。本文梳理集资诈骗罪法益的相关立法和理论，分析我国主流观点存在的缺陷，探讨集资诈骗罪法益的重新定位，以期推进对这一犯罪的依法治理。 　　一、不同法域下有关集资诈骗罪的法益概述 　　1.外国刑法中金融犯罪的法益 　　外国刑法中没有集资诈骗罪这一具体罪名，但各国刑法都采取不同的立法体例对经济犯罪作了规定。国外关于金融犯罪法益的立法界定和相关研究，对于认定我国刑法中集资诈骗罪的法益具有借鉴意义。国际上关于金融犯罪法益的比较成熟的立法和理论，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 　　德国刑法理论界认为现代经济刑法的主要特征是对“超个人法益”进行保护，这也是经济犯罪与传统侵犯财产罪的区别所在。《德国刑法典》第264条关于补贴诈骗罪和投资诈骗罪构成要件的规定，不仅保护投资者的个人资产及其处分自由，还保护资本市场运行秩序这一“超个人法益”。德国1949年《经济刑法》严格区分了实质性经济犯罪行为与违反秩序的行为，1952年《违反秩序法》将违反秩序的行为界定为一种以罚款为典型法律后果的行为，这一标准至今被德国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所沿用。①由此，德国刑法完成了对应受处罚的犯罪行为的“整合构成”：违反秩序的行为，其法律后果主要是行政罚款，如果这样的违法行为符合经济犯罪的所有构成要件，则追究其实定刑。 　　日本刑法理论界对二战后经济混乱时期与二战后自由经济体制下日本刑法中经济犯罪法益的理解是不同的。在前一阶段，国家迫切需要大量运用刑法来维护经济政策，经济犯罪的法益几乎没有争议地被认为是国家经济秩序和制度，因为稳定的秩序使“人们对于自己在某种特定场合应如何行动以及他人将会对自己的行为作何种反应可以有一定 　　收稿日期：2014-11-18 　　作者简介：李?W，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北京100872）。 　　的预期”②。随着二战后日本经济复苏、引入自由经济体制，日本刑法学界在金融刑法所保护法益的问题上产生了较大分歧，多数学者认为维持经济秩序不再是刑法的任务和使命，经济犯罪的成立，除违犯经济法规外，还需要违法行为对公民的经济生活造成具有高度盖然性的侵害或者威胁。目前，日本经济刑法保护的重点法益是一般消费者的利益和市民经济生活而非经济秩序，这就将经济秩序排除在了经济犯罪的法益范围之外。 　　从以上论述可知，德国和日本都采取自由经济体制，但这两个国家的学者对金融犯罪法益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分歧在于是否能够一概而论地将抽象的经济秩序纳入经济犯罪的法益范围。对此，德国将侵害财产权益的犯罪和违反秩序的行为进行严格区分并对违反秩序的行为处以行政罚款的做法，对我国认定金融犯罪的法益具有现实意义。 　　2.我国《刑法》中集资诈骗罪的双重法益 　　我国现行《刑法》将集资诈骗罪作为一种独立的犯罪予以明确规定。我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认为，集资诈骗罪有双重法益，即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权。尽管具体表述不同，但多数学者指出：集资诈骗罪是以非法集资的形式对国家金融管理秩序造成损害，同时，该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的方法非法集资，侵害了出资者的公私财产权。③不过，学者们对我国《刑法》中集资诈骗罪法益的次序有不同理解，不少学者主张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视为集资诈骗罪的主要法益，将其作为主要的犯罪客体，并强调集资诈骗罪是一种违反金融管理秩序的具体犯罪形态，保护秩序的重要性远大于保护个人财产权。 　　主张将金融管理秩序作为集资诈骗罪法益的主要依据是：首先，类罪名是以犯罪的同类法益为标准进行概括的，集资诈骗罪被规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