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唱和广陵唱和.PDFVIP

“江村唱和”“广陵唱和”与清初江南词坛稼轩风的演进 “江村唱和”“广陵唱和” 与清初江南词坛稼轩风的演进 葛恒刚 内容提要 康熙四年发生的“江村唱和”，促进了稼轩风在江南词坛的兴起和传播，是江南词坛词风由 婉约转向豪放的一次标志性唱和活动。康熙五年发生的“广陵唱和”，推动稼轩风逐渐成为江南词坛乃至清 初词坛创作的主流。“江村唱和”与“广陵唱和”分别调寄《满江红》《念奴娇》，是由唱和所抒发的情感性质决 定的，也与词调及韵脚具有的抒情特征密切相关。从“江村唱和”到“广陵唱和”，清晰地反映了江南词坛稼 轩风的流变轨迹，在清初稼轩风演进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与认识意义。 关键词 江村唱和 广陵唱和 江南词坛 稼轩风 葛恒刚，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210098 在康熙四年（1665）之前，以陈子龙、李雯和宋征舆为代表的云间词坛，以西陵词派为代表的杭州 词坛，以魏学濂、钱继章、曹尔堪为代表的嘉善词坛，以陈维崧、邹祗谟与董文友为代表的常州词坛，以 王士禛为代表的扬州词坛，创作大体还是沿袭晚明旧习，作品调式多以小令为主，内容以风花雪月与 闺情别怨为主，风格上主要表现为轻软柔媚的婉约词风。总体而言，江南词坛笼罩在婉约的花草词风 之下。这种状况因“江村唱和”与“广陵唱和”而发生了改变。康熙四年（1665）三月，曹尔堪、王士禄与 宋琬在杭州发起了调寄《满江红》的“江村唱和”。同年五月，曹尔堪、尤侗与宋实颖在苏州追和“江村 唱和”，可看作是“江村唱和”的继续。康熙五年（1666）十月，曹尔堪、陈维崧等在扬州词坛发起了调 寄《念奴娇》的“广陵唱和”。从“江村唱和”到“广陵唱和”，作品调式变传统的小令为长调，内容上从传 统的表现闺情别怨变为抒发侘傺不平郁积愤懑的个体情感，风格上变婉约为豪放，既具有鲜明的时代 特征，也反映了清词演变的趋势，推动了稼轩词风在江南词坛的兴起和播扬，使稼轩风逐渐成为江南 词坛创作的主流，在清初稼轩风乃至清词的演进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和认识价值。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清唱和诗词集整理与研究”（17ZDA258）、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京师词坛与清 代词学的演进研究”（14BZW030）阶段性成果。 · ·2018/5江苏社会科学 200 文学研究 一、江村唱和：稼轩风的兴起与传播 康熙四年（1665），这在清初词史上是一个重要年头。这一年的七月，王士禛离开了扬州，这似乎 象征着花草词风在江南词坛的影响将逐渐式微。也许两者并没有必然联系，但笼罩广陵词坛已久的 花草词风在他离开扬州不久，就面临着新的词风的冲击，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就在他离开扬州的同一 年三月，他的兄长王士禄南游杭州，在西湖邂逅了宋琬和曹尔堪。三人都刚刚经历了个人变故，相似 的人生经历导致了相似的人身感受，促成了彼此感情上的共鸣。王士禄向曹尔堪出示了两首词作，为 次韵曹尔堪《满江红·江村》之作，曹尔堪见猎心喜，次韵再作，并让宋琬属和。三家“往复用韵，遂各得 八首”，后结集为《三子唱和词》。严迪昌在《清词史》中称这次唱和为“江村唱和”。不久之后的五月， 曹尔堪、尤侗和宋实颖在苏州追和《满江红·江村》词，各做八首，结集为《后三子词》，这次唱和可看作 是“江村唱和”的继续。总体看来，“江村唱和”在作品内容和风格上都展示了新的倾向，呈现出悲慨苍 凉的稼轩之风，是江南词坛乃至清初词坛词风由婉约转向豪放的一次标志性唱和活动。 首先，就作品的内容来看，“江村唱和”词一改前期词坛描摹山水风月、花草虫鸟的旧习，更多地表 现个人的穷愁潦倒、抑郁不平之怀，寄寓着强烈的现实之感。如宋琬的《满江红·予与顾庵、西樵皆被 奇祸得免》云： 痛定追思，瞿塘峡、怒涛飞涨。叹北寺、皋陶庙侧，何期无恙。庄鸟悲歌燕市外，灵君憔 悴江潭上。问缇袍、高谊有还无？谁曾饷。 愁万斛、东流漾。五噫句，春闲唱，恨埋忧无 地，中山须酿。故态狂奴仍未减，尊前甘蔗还堪杖，笑邯郸、梦醒恰三人，无殊状。[1] 慷慨悲歌，满腔愤懑力透纸背，展示了刚刚经历人生重大变故的宋、曹、王三家所共有的沧桑变幻之 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将它看成是对清廷酷政的愤怒控诉，是那个时代倍受压抑的士人共同的心 声，具有深广的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