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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影史新发现与新探讨 　　陈 山： 　　英雄的本色：成龙与史泰龙银幕形象比较研究 　　现在中国电影工业、电影市场都兴起了，有一个现象就是港台电影在华语电影大的艺术共同体下，成为中国内地一个活跃的因素。现在我们所研究的香港电影，本身具有一定的泛电影文化，它有很多香港电影的元素以及其他因素正在融合。香港电影人在内地活跃的情形，有三类：第一类，林超贤，完全按照内地的电影观念和框架进行创作。林超贤最近拍了《红海行动》，这部影片肯定会有高票房，影片本身就是一群香港人在与内地体制进行对话，怎么能够利用他们原来的长处跟我们的体制结合，成为中国内地的导演；第二类，徐克和成龙，在20世纪80年代就形成了鲜明的艺术特色，随后带着香港资源进入了内地，跟内地的体制磨合进行创作；第三类，王家卫，他是香港的文艺片导演，他也在磨合，除了带着原有的资源进入内地市场，也要考虑到文艺片怎么融合到大陆电影中。 　　今天我讲的内容，是从成龙来分析。现在香港电影研究和中国电影研究一样，表面上原来学术初创时期的融合、描述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电影除了大数据，还有一些更深入的内容。目前一些年轻的学者也逐渐兴起，他们学过电影史，研究深入到内在的结构体系，探索出新的研究角度。我讲香港电影史的时候，其中一个专题，就是“成龙和史泰龙银幕形象的比较”。成龙和史泰龙都是同时期的一代人，他们具有可比性，二人所以能够成为顶级明星，有他们自身的优点都是以塑造银幕的英雄形象，树立在影坛上的资源和发展的可能性。当然，成龙和史泰龙有不同之处，第一史泰龙的成长经历很曲折，是个人奋斗而成功的，即“爆发式”。他以前写过剧本，做过各方面的事情，但通过一系列片子成为一颗影坛新星，这是个人奋斗的结果。成龙的创业特别艰苦，他唯一的资源就是学京戏成为七小福，要想通过功夫的方式登上影坛非常难。成龙是一个因势利导的“中国英雄”，他的奋斗是一个利用社会资源和民间因素所创造出来的结果。他通过这两个元素，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所以中国文化精神的发扬光大，在现代社会里是创造运用的结果。 　　通过史泰龙和成龙的英雄形象比较分析，可以了解一部分香港演员是带着怎样的香港资源来融入华语电影共同体的。在我们体制电影的框架下，要让他们融入到华语电影体系中，但像成龙和徐克、杜琪峰这样本身已经带有很强烈的香港特点的导演，他们已经形成自己的艺术美学、文化精神以及特色，应该既要保持他们的特点，又要让他们的特点融入，使得中国电影能够变成一个多元的存在。 　　周 斌： 　　香港电影批评对电影创作的引导与推动――以抗战时期香港《华商报》影评为例 　　在香港电影发展的历史阶段，电影批评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特别在某些特定的历史阶段，电影批评的作用更加显著。这里，仅仅以香港抗战时期《华商报》发表的一系列影评文章为例，来论述香港电影批评对电影创作的引导推动和影响作用。《华商报》影评文章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大多数电影评论文章可以及时关注创作现实，观点鲜明，文风锐利。比如国防电影的创作，是当时电影界和理论实践非常重视的问题，《华商报》曾经发表了谭友六等人的文章，他们对国防电影进行比较总结。既关注影片的思想内容，也重视影片创作的质量和制作水平，乃至于商业利润，同时倡导以严谨刻苦的精神，从事创作和制作，并反对粗制滥造的口号式的作品，这种主张对国防电影的创作和制作产生了正确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第二，能够关注电影界的动向和电影创作制作以及放映所处的生态环境，及时地揭露和评论各种问题现象，比如针对日本帝国主义提出收买华南电影业的尹某，《华商报》发表过多篇文章进行有力的揭露和斗争，在《华商报》揭露下，使日本帝国主义妄想利用香港的有利条件为其服务的阴谋破产。针对反法西斯的现象，《华商报》发表了文章，对这种现象进行一针见血的批评。 　　第三，中国电影批评给电影创作者和观众以积极的引导和启发，也是《华商报》所提倡的，在这一期间的影评文章中，涉及到比如建设进步电影的任务中，提出当时的电影制片创作的方向性问题。 　　第四，对于国产新片予以及时的评介，扩大影片影响，这也是《华商报》电影评论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评论的发表，对推动进步电影的创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五，《华商报》的电影评论还关注和评介苏联电影的创作状况和一些有代表性的影片，曾经先后发表过《苏联影视杂技》《苏联电影中的新创造和新制作》《苏联的电影艺术》等一系列的文章，同时还对苏联电影高尔基的《童年》发表过许多具体的评价文章，这些影评文章充分表现《华商报》的作者队伍对苏联电影艺术的重视。 　　从以上五个方面可以看出，《华商报》作为该时期进步影评的一个主要阵地，无论是对于当时电影批评的建设，还是对电影创作和电影观众的引导，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