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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权利要求的解释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16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2016年全国地方人民法院新收专利一审案件12357件，知识产权局接收专利行政执法案件48916件，司法保护和行政执法案件合计超过6万件。专利复审委员会接收的无效宣告请求3969件。在知识产权保护春天到来的情况下，6万多件案件应该也就是刚开个头，未来的案件量还会大幅增加。不论是无效的专利案件、侵权诉讼的专利案件还是行政执法的专利案件，相当一部分案件会涉及到权利要求的解释，以确定保护范围。因此权利要求的解释会逐渐成为法官、审查员、代理人、律师、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人员共同面对的一个大问题。 　　权利要求的解释在很多法律法规、学术文章和著作中都有涉及，例如《专利法》《实施细则》《审查指南》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审判指南、纪要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文章和著作等。在此，笔者仅就与权利要求的解释有关的时间、地点、人物等问题做下讨论。 　　第一，权利要求解释的时间问题。权利要求的解释其实从专利申请初审阶段的答复补正或者审查意见通知书就开始了，基本上会贯穿整个审查包括复审过程，直至授权。由于初审一般只解决明显的实质性缺陷，所以涉及的非常浅，实审和复审由于要审查专利法第26条第3款和第4款以及新颖性和创造性。所以涉及权利要求的解释稍微深一些，在审查意见或者申请人对审查意见的答复中，某种程度上都会与权利要求的范围和解释相关。实质上，审查员所发有关新颖性和创造性的审查意?也是另外一种角度对权利要求的解释，只是一般我们不会这么看。权利要求的范围不定，新颖性和创造性就说不清楚。由于没有强制性的要求，所以在审查过程中不论审查员还是申请人（包括代理人）都不会对权利要求进行非常严格的系统性解释。理论上，如果在审查过程中能对权利要求的范围作出明确的解释和确认，后续可以节约很多资源。考虑到中国每年有200多万件的发明和新型，目前来看在审查过程中所有申请都对权利要求的范围进行明确，并不现实。案件的历史文档中有关权利要求范围的解释或限定在后续程序中适用禁止反悔原则的，如能得到严肃认真的对待就不错了。 　　专利授权后，如果涉及无效、许可、转让、侵权，都会涉及到权利要求的范围问题，需要对权利要求进行解释。在此，笔者着重对侵权问题进行探讨，侵权一般会涉及侵权诉讼、行政执法（含海关）和无效程序，三者难以从时间上确定先后。一般情况下，专利权人要么先提起侵权诉讼，要么先到地方知识产权局或海关启动行政执法程序，作为回应措施，对方可能提出无效请求，如果不存在中止的情况，司法程序以及行政执法程序的启动更多地会早于无效程序，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总之，侵权诉讼、行政执法和无效三者从时间上难分绝对的先后，讨论这些似乎没什么意义。问题在于哪个程序在先哪个程序在后，如果每个程序都对权利要求进行解释，势必造成同一专利的保护范围相互矛盾以及社会、行政或司法资源的浪费。如果不同程序中对权利要求的解释能够相互协调或借鉴，就有意义了。司法或行政单位能否不解释权利要求径直做出司法或行政裁判呢？可能是可能，但那样很可能是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先讨论一下无效程序中权利要求的解释。通常无效的理由可能涉及不清楚、不支持、修改超范围，以及缺乏新颖性和创造性，这都与权利要求的范围有关，理论上是需要对权利要求进行解释的。目前在实践中，专利复审委员会并没有设置一个解释权利要求范围的程序，这实际上是一个遗憾。如果在无效程序中能够在口审程序的开始或者更早对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进行确定，对于无效程序本身以及相关的司法程序都会节省审查或审判资源，并且有助于明辨是非。请求人无需为了在新创性的对抗中固定某些特征进行攻击而先装模作样地提出一些技术特征不清楚的理由，专利权人也不用攻击请求人不清楚的理由与新创性的理由相矛盾。虽然专利复审委员会现在案子多并且繁忙，但从人员规模和潜在规模、技术能力、以及对行政执法的帮助等各个角度看，专利复审委员会如果能承担起这个职责对各方都将是有利的。 　　再讨论一下行政执法程序中权利要求的解释。行政执法程序的案件如果涉及侵权纠纷，确定保护范围对权利要求进行解释也是必须的，否则难以判定是否侵权。地方知识产权局由于编制、机制或人员的知识结构和经验等方面的制约，要求其对所有案件的权利要求都做出正确且高水平的技术和法律解释，精准地确定专利的保护范围是有现实困难的。如果在程序上能得到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帮助，比如事前或事中对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进行确定，地方知识产权局行政执法和海关执法的难度就降低了。 　　最后讨论司法程序中权利要求的解释。法院系统近些年进步非常快，似乎不太需要外人的帮助了。但是在具体案件的侵权判定时还是存在不少问题，权利要求的解释就是一个软肋。从有些案件的判决中可以看出，审判过程中并没有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