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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家麟让粒子释放“中国能量” 　　2012年2月14日，对于谢家麟而言，可谓生命最灿烂光辉的时刻，国家主席胡锦涛微笑着亲切地给他颁发鲜红的烫金证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励证书，以表彰他为中国和世界科学作出的杰出贡献。 　　美国人记住的中国人 　　在这一刻之前，“谢家麟”对许多人来说或许还是个陌生的名字，但这个名字自2月14日这一天开始在中国家喻户晓。事实上，早在半个世纪之前，“谢家麟”就已经存于美国人的记忆中了。 　　中科院院士冼鼎昌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负责人访问中国，曾专门到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寻访谢家麟，要告诉谢家麟，他50年代在美国研制的世界上第一台以高能电子束治疗深度肿瘤的加速器，仍在医院运行。 　　如今，应用加速器产生高能粒子治疗癌症已经是普遍采用的技术，其奠基则是60多年前谢家麟在高能电子束治疗深度肿瘤的加速器研究方面作出的先驱性的工作。 　　利用高能电子束治疗深度肿瘤的关键技术有哪些？ 　　谢家麟回忆说，将高能电子束射入人体用于治疗，至少要满足4个基本条件。 　　第一，加速器中的调速管能稳定地输出医学上应用所需的功率；第二，要把从加速器引出的电子束流的尺寸从几毫米均匀地拓展到20厘米，才能满足照射人体肿瘤的需要；第三，要能控制不同能量下的电子辐射剂量及其在人体内的分布；第四，要把加速器运行的稳定度由实验室水平提高到医用水平。 　　所有这些，是谢家麟当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毕业后，归国受阻，重返微波实验室的时候所面临的挑战。当时实验室的领导金兹顿，推荐他去承担高能电子束的医学应用任务，但所有的设计只能由他自己去探索，没有任何先例可供参考。主要的部件也需要自己动手研制，市场上没有相关产品。 　　面对挑战，风华正茂的谢家麟想：这是锻炼自己独当一面的绝好机会，丝毫没有迟疑就允诺下来。 　　在随后两年的孤军奋战中，对于医用高能加速器从设计到研制，再进入医学临床实验，谢家麟越过无数障碍，终于在1955年享受到了成功的喜悦。他在芝加哥医学中心研制成功高能电子束治癌装置，芝加哥媒体当即给予大篇幅报道。不久，他便收到了美国移民局的函件，主动邀请他成为美国的永久居民。而他，选择了回国。 　　如今，60余年过去，后来者们把谢家麟研制的医用电子加速器在我国大规模推广于医疗领域，并将高能电子束的应用推向社会生产的各个方面，如材料改性、工业无损检测、海关集装箱检测等。 　　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主任唐传祥介绍，在一次医用加速器的庆典上，当谢家麟看到各类高能粒子束应用产品后，用“琳琅满目”一词对该技术在今天的发展给予了概括。 　　引导“中国粒子”向高能进军 　　“峭壁夹江一怒流，小舟浮水似奔牛。黄河横渡混相似，故国山河入梦游。”在美国留学、工作了8年后，谢家麟用这首小诗表达了自己的故国之思。就在完成高能电子束治癌装置这一年，谢家麟回到了祖国，进入中国原子能研究所，即现在的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不久，他向所里建议，关于粒子物理的发展，中国可向高能电子直线加速器方向拓展。上世纪50年代，直线加速器代表了微波技术的最高水平和最尖端科技，1955年国际上刚刚发表了全面描述这种加速器的论文。在得到批复后，谢家麟把目标拟定在30MeV。 　　中国工程院院士叶铭汉记得，国内当时科研条件十分落后，开展30MeV直线加速器所需的尖端器材，国际上禁运。研制此类加速器所需工艺，远远超出当时国内的工业水平，技术和器材都难以实现。但谢家麟带领一批新毕业的大学生，经过8年奋战，终于在上世纪60年代建成了电子直线加速器。 　　为了这台直线加速器，谢家麟曾手把手地教焊工如何操作，自制了当时世界上功率最大的调速管。这是他在美国留学时，独自练就的本领。 　　“留学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期间，我的学习与其他人有些不同，除了上课学习基础理论知识外，还用了相当多的时间训练实际动手能力。” 　　一方面受到西方研究人员喜欢亲自动手风气的感染；另一方面，考虑到回国后，脱离了美国实验室环境，若不自己动手，有些操作上的东西很可能学不透。自己动手不仅能了解有关理论知识，还能弄明白如何实现它。对于一个学生而言，动手能力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操作技能，亲自操作其实意味着对一个大系统所有硬件特性的全面掌握。 　　叶铭汉介绍，这台30MeV电子直线加速器如加以延长，就成为高能加速器。此项工作，为后来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奠定了相关的人才和技术基础，引领和带动了大功率微波电子元器件的研制，推进了国内电子直线加速器的建造和应用。 　　决策中国高能加速器发展方向 　　“没有谢家麟，就没有今天的高能物理所，甚至没有中国现在的高能物理学科的发展。”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说。 　　“中科院高能所如今成为世界八大高能物理研究中心之一，谢家麟功不可没。”中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