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平崛起发展道路与中华民族传统性格分析.docVIP

与平崛起发展道路与中华民族传统性格分析 　　［摘 要］民族性格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自古以来，中国民族就以其鲜明的性格特征为世界所关注。安分守己、乐善好施、宽容大度、热爱和平等始终是中华民族在国际交往和对外行为中的品格操守和价值取向。“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提出与中华民族传统性格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中国文化 民族性格特征 “和平崛起”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489(2009)04－0129－02 　　 　　纵观古今中外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民族精神总是为兴盛的国力所激发奔涌。文化是构成民族国家国际竞争力的一个核心要素，也是民族国家发展壮大的重要社会资本之一。一个民族的文化，总是在继承和弘扬自身传统中发展，在借鉴和吸纳一切人类文明成果中丰富，在反思和推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实践中更新的。文化因素是分析一个社会，一个民族行为特点的不可忽略的基础和条件。文化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而具有民族特征，如民族语言、宗教、伦理、意识、性格、传统以及生活方式等等，都是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这种长期形成的民族文化是决定一个民族凝聚力强弱的重要因素，同时，也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因素对民族国家的对外行为方式产生重要作用。为此，我们应在大胆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同时，立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构筑外交新战略。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近年来，中国领导人不断挖掘这一传统文化基因，在国际关系领域对这一思想进行了新的阐释，认为中国的“和”文化思想反映了社会关系发展的重要规律和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应该在处理国际关系中得到运用和发展。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作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中，第一次向外界清晰地用“和平崛起”的概念为未来的中国角色定位。并用很大篇幅谈论孔子“和而不同”的观点，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角度诠释了中国外交新战略，形成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现实外交战略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 　　民族性格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自古以来，中国民族就以其鲜明的性格特征为世界所关注。安分守己、乐善好施、宽容大度、热爱和平等始终是中华民族在国际交往和对外行为中的品格操守和价值取向。概括起来讲，中华民族具有主静、求和、向善、知足、容忍、中庸等传统性格特性。“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提出与中华民族传统性格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 　　1.主静。中华民族的主体一开始就属于农耕民族。农业经济的生产生活方式养育了中华民族具有以静为主的性格。长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使先民们无需或很少进行商品生产与交换，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甚至达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四周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和辽阔富饶的土地，使古代中国一开始就选择了“以农立国”的道路。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汉人所追求的是从事周而复始的自产自销的农业经济所必须的安定。在中国汗牛充栋的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中，可以发现我们的先民有过‘兼爱非攻’、‘礼运大同’之类美好的理想或奇妙的玄想，唯独难以找到海外扩张、征服世界的狂想。这大概只能用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大陆――海岸农业民族平安、求安定的文化心理加以解释”由此看来，“主静”的传统性格。使中华民族在对外关系中很少有攻击性和扩张性。 　　2.求和。儒家的和平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对外行为取向具有深刻的影响。孔孟从“仁”的人道主义原则出发。主张国与国之间成和平相处，并通过实行仁政的和平竞赛统一天下。孔孟坚决反对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侵略兼并战争和争夺霸权的相互残杀。因为这些都不符合以爱人为核心的仁的原则。在2000多年前的历史条件下，孔孟所憧憬的“仁”的政治理想，就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在那里，人们过着富裕快乐的和平生活。真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己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儒家的和平思想熏陶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从而铸成了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轨迹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上看，中华民族确实是一个非常热爱和品的民族。 　　3.向善。农耕民族的生存前提是靠天吃饭。科学技术的原始落后和生产力水平的初级低下，使先民们对年景无常的大自然既恐惧又崇拜。于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便成为中国民间崇尚的信条。这种民族心理延伸到对外关系上，便是“亲仁善邻”与“协和方邦”。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作中西民族性格对比时曾有这样的评价：“中国虽然人口多、资源丰富，但却不会对外国造成威胁。他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