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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治学价值取向与诗古微总体特色
魏源治学价值取向与诗古微总体特色
摘要:崇尚宋学。宣究今文,主张通经致用是魏源治学的基本价值取向,这对其所著《诗古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源反对汉学家对《诗经》进行繁琐考证,认为治诗主要是阐扬《诗经》的“微言大义”;同时魏源解说《诗经》诗旨,博采古今汉宋各家之说,这对经学家而言是混乱家法,以现代学术眼光来看,则反映了魏源不立门户、融贯群言的学术胸襟,成为《诗古微》的一大特色。
关键词:魏源;治学取向;诗古微;创作特色
中图分类号:B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1)01-0047-04
魏源是晚清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其治经“承常州学派之余绪,著《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董子春秋发微》等,力申今文,以张公羊之说。”在大张今文经学旗帜这一方面,魏源与常州学人相同。但在他之前,今文经学家仅限于研究《春秋公羊传》,而魏源则耗费大半生的精力,著成《诗古微》、《书古微》,以《春秋》的微言大义来阐释《诗经》、《尚书》。《诗古微》的总体特色,与魏源治学的总体价值取向密切相关,而目前学术界对《诗古微》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因此对这一问题鲜有论及,本文对此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一、崇尚宋学、主张通经致用、宣究今文
与《诗古微》的总体特色
乾隆年间考据学兴盛,“家家许、郑,人人贾、马”,成为有清一代的显学,《诗经》汉学研究陈启源开拓于前,戴震、段玉裁、焦循等人接踵其后,胡承珙、马瑞辰、陈奂则将《诗经》汉学研究的成就推向了顶峰。汉学家研究《诗经》,特点是经义遵从古文《毛诗》,方法注重文字、音韵、训诂和名物制度。
魏源生于湖南邵阳,而湖南的地理、人文环境较为闭塞,自古湖湘人文学术别具特色,风气独立于中原人文之外,自创体系:战国时屈原自创“楚辞”,有别于《诗经》三百篇的风格;宋代周敦颐首倡理气性命之微,以开程朱理学之先河。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盛行大江南北,而湖湘地区依旧保持着学术上的独立性,始终没有丢弃崇尚理学、讲求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传统。魏源治学,即从清初大儒所痛斥的阳明心学入手,而游离于鼎盛的乾嘉考据学之外,这与湖南独特而悠久的理学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对于魏源早年的学术,钱穆说:“乾嘉经学考据之业,盛于吴皖,而默深嵋起湖湘,故其最先治学,受吴皖之濡染者少。……及道光十一年(应为道光五年),代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由此留心时务,志在用世。此亦湘学影响,与吴皖有异。”此论极是,魏源治学具有浓郁的湖湘特色,受吴皖考据学影响较少,嘉庆十九年(1814年)魏源初到京师,曾师从毛诗大家胡承珙问汉儒家法,还应邀参加胡承珙在万柳堂举行的祭奠东汉经学大师郑康成的学术聚会。与在京汉学家往还颇多,但魏源并未为之所动,依旧徜徉于程朱理学之中。
宋儒治经,主张摆脱汉唐注疏。直求经文。研讨圣人的微言大义。魏源治经,受宋学影响颇深,他认为:“经有奥义,有大义。研奥者必以传注分究而始精,玩大者止以经文会观而自足。”魏源阐发三家诗的微言大义,同宋儒一样,主张摆脱传注,涵咏经文,自抒心得,直接从经文本身来阐发其义理所在,说诗应如“子思之‘鸢飞’、‘鱼跃’也,孟氏之《小弁》、《凯风》也,观其会通,博其旨趣,何莫非左宜而右有也?”也就是解说《诗经》诗旨应该“观其会通,博其旨趣”,根据《诗经》本文反复涵咏揣摩,推求诗人的本义,而不必拘泥于《毛传》、《毛序》、《郑笺》的陈腐之见。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魏源在论说一些观点时,只依据主观感觉和个人体验,却没有文献依据,这有利于打破传统经学权威的束缚,使魏源治经能够“自创新见,使古书顿带活气”,但也容易和宋儒一样,治经凭胸臆断。诸多学者指责他治经穿凿武断,原因就在于此。
魏源生活的嘉道时期,种种社会危机纷至沓来,促进了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而首倡经世致用的就是魏源及其好友龚自珍等人。梁启超说:“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龚、魏之时,清廷既渐陵夷衰微矣。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嘉道年间经世思潮的勃兴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时代变局的积极回应。汉学注重名物训诂,从纯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本无可厚非,但是却无补于当时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就这一点而言,汉学的无用远胜于空谈心性的理学。
事实上,晚清学术以经世致用为主导思想,其发展始终与内忧外患的社会政治形势息息相关,与救亡启蒙的历史使命紧紧交织在一起,而魏源首先褐橥了学者的这一历史使命。经世致用,或者说通经致用,是魏源学术价值取向的根本准则与重要特色,正如齐思和所言:“夫晚清学术界之风气,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崇今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边防。凡此数学。魏氏或倡导之,或光大之。汇众流于江河,为群望之所归。岂非一代大儒。新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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