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渊源、认定与适用.docxVIP

“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渊源、认定及适用 目 次 一、“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立法脉络 （一）1993年以前刑法（修改稿）的有关规定 （二）1993年以后刑法修改中的相关规定 （三）从食品安全行政立法看“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规范性 二、关于“非食品原料”的规范解读 （一）关于“非食品原料”的理论纷争 （二）关于“非食品原料”的范围问题 三、关于“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限定 （一）如何理解“有毒”、“有害” （二）“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限定 四、关于“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司法问题 （一）刑法第144条罪状与罪名的分离而产生的争议 （二）“掺入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食品”与“有毒有害食品”的冲突、协调 现行刑法第144条把“在生产、销售过程中掺入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行为，或者销售明知掺入了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据此，“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之判断就成为认定本罪成立的关键。言之于此，一方面，在客观上，如果无证据证明行为人在食品中掺入了具有毒害性的非食品原料，就不能认定成立本罪；[1]另一方面，在主观上，即便在食品中发现了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如果不能证明行为人对此存在明知，也不能认定成立本罪。可以说，“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不仅是影响行为违法性评价的构成要素，而且关系到行为人的责任评价。然而，由于这一规范性构成要素本身缺乏应有的规范性，导致司法机关在认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时出现了诸多问题。为此，本文拟结合相关理论及实践争议对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规范问题予以分析。 一、“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立法脉络 “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一语出现在法典中始于1997年刑法修订，即刑法在第144条中使用了“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这一构成要件要素。然而，在刑法典修订后的近二十年时间里，“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内涵一直不够明确，由此也引起了理论界对其范围和认定标准上的分歧。籍此，通过梳理立法脉络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它的规范内涵。 （一）1993年以前刑法（修改稿）的有关规定 在1993年以前，我国刑法没有专门规范食品安全犯罪领域的刑法条款，但在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试行）》”）规定，违反食品卫生法，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严重食源性疾患，致人死亡或者致人残疾而丧失劳动能力的，根据不同情节，对直接责任人员分别依照刑法第187条（玩忽职守罪）、第114条（厂矿重大责任事故罪）和第164条（制造、贩卖假药罪）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从实践来看，上述规定既不能充分评价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且不利于实现准确打击、全面惩治食品安全犯罪的现实需要。因此，在刑法典修订过程中，强化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治理就成为立法完善的重要内容。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于1988年9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改稿）》中，分则第2章危害公共安全罪部分增加一条，明确了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即违反食品卫生管理法规，生产、贩卖含毒、腐败或者其他有害食品，危害健康，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依据该规定，生产、贩卖有害食品的行为，即便没有造成严重危害结果，也应当定罪处罚，以更加及时、全面地保障食品安全。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1988年11月16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改稿）》在分则第2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第112条将“生产行为”改为“制作行为”，规定“违反食品卫生管理法规，制作、贩卖含毒、腐败或者其他有害食品，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但是，在犯罪对象上仍然保留了上一份修改稿的表述，即涉案食品必须是含毒、腐败或者其他有害食品。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1988年12月25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改稿）》沿袭了上述规定。从上述修改稿来看，这些草案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犯罪形式较为单一、笼统。不管是“含毒”食品，还是“腐败”食品，以及“其他有害食品”，立法者没有对此类犯罪行为的类型做出详细划分，都统一纳入有害食品的范畴。二是犯罪对象具体、明确。不管是制作食品行为，还是贩卖食品行为，都要求食品本身是有毒有害的，而不论生产、加工、销售的食品中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以及其他非食品原料是否具有毒害性。也就是说，上述草案对于食品安全犯罪的规范重点在于食品本身，而不是食品生产、经营过程的规范性。 （二）1993年以后刑法修改中的相关规定 然而，立法草案终究只是立法者对立法修订的意见，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如前文所述，《食品安全法（试行）》以附属刑法的形式规定生产、销售伪劣食品造成严重后果时的刑事责任，难以满足惩治日益突出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的需要，因此，全国人民代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