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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专题》教学辅导四 三四十年代的诗歌创作 在新诗第一个十年后期，出现了以蒋光慈位代表的无产阶级诗歌与以李金发位代表的象征诗派，显示了诗的“大众化”与“贵族化”两种不同发展趋向。30年代的新诗，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出现了以殷夫为前驱、蒲风为代表的中国诗歌会诗人群，和以徐志摩、陈梦家为代表的后期新月派、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群两大派别相互竞争的局面。此外，也出现了以艾青、田间、臧克家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 一、30年代现实主义诗歌 1．“左联”诗人的政治抒情诗 （1）?殷夫（1909-1931） 浙江省象山县人，原名徐祖华，笔名有白莽等。著有诗集《孩儿塔》、《伏尔加的黑浪》等。他的诗歌许多都是热情饱满、富有鼓动力的政治抒情诗，名篇有为纪念五卅惨案而作的《血字》，他的抒情充沛而且真挚；《别了，哥哥》表明诗人非常决绝地与自己出身的阶级诀别，鲜明的爱憎感人至深。殷夫的政治抒情诗，有高亢激昂的调子，急促跃动的节奏，响亮有力的语言。艺术风格朴实、粗犷，富有煽动力，但由于锤炼不足，艺术上有时给人以粗糙之感。鲁迅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称其诗“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悠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2．中国诗歌会 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30年代，左翼诗歌在社会政治重压下曲折而蓬勃地生长发展，这是30年代极为重要的一个历史现象。由左联诗歌组发起组织的中国诗歌会，1932年9月成立于上海，发起人有蒲风、穆木天、杨骚、森堡等，1933年2月创办《新诗歌》旬刊（后改为半月刊、月刊）。中国诗歌会继续和发展了20年代后期的普罗诗派的斗争精神，接受了苏联的现实主义影响和左翼文艺运动影响，内容上注重诗歌的现实战斗性（反映、干预、鼓舞现实斗争），艺术上提倡诗歌大众化（语言通俗化——口语、大众能说的语言，表现方式通俗化——抒情单纯直白，诗歌形式——采用民歌、小调、儿歌等民间艺术形式），诗歌创作属政治抒情诗。史称“新诗歌派”。主张“捉住现实”，就是要继承“五四”以来新诗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从事反帝反封的斗争；提倡 “大众歌调”，就是要创作大众化的诗歌，使诗歌普及到群众中去。中国诗歌会诗人创作了大量体现他们的诗学追求的诗歌。 蒲风： 中国诗歌会诗人创作了大量体现他们的诗学追求的诗歌，代表人物蒲风（1911-1942）著有诗集《茫茫夜》（1934），长篇叙事诗《六月流火》（1935）。蒲风在中国诗歌会的《缘起》说：“在次殖民地的中国，一切都浴在急雨狂风里，许许多多的材料，正赖我们去摄取，去表现。但是，中国的诗坛还是这样沉寂；一股人在闹着洋化，一股人又还只是沉醉在风花雪月里。……把诗歌写的和大众距离十万八千里，是不能适应这伟大的时代的。”这里批评的是当时盘踞诗坛的“新月派”和“现代派”。“新月派”和“现代 派”的一些诗人，以“豆腐干”的严整诗形和象征主义的手法，表现空虚没落的思想感情，尤其是把诗的艺术形式引向了“格式化”、“死胡同”。这种逃避现实、粉饰现实、歪曲现实的现象，对一些找不到生活出路的青年，起了很大的毒害作用。中国诗歌会成立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廓清诗坛的迷雾，一方面是为了提倡新的诗歌运动。其任务是：“研究诗歌理论，制作诗歌作品，介绍和努力于诗歌的大众化。”1933 年，中国诗歌会出版了机关刊物《新诗歌》，它的《发刊诗》表明了中国诗歌会诗人共同的创作主张：“我们不凭吊历史的残骸，因为那已成为过去。我们要捉住现实，歌唱新世纪的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我们自己也成为大众中的一个。” 号召诗人们反映 “压迫剥削，帝国主义的屠杀”的社会现实，抒写 “反帝，抗日，那一切民众的高涨的情绪，”并希望通过反映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表现人民的反抗情绪，“去创造伟大的世纪”。中国诗歌会主张“捉住现实”，就是要继承“五四”以来新诗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从事反帝反封的斗争；提倡 “大众歌调”，就是要创作大众化的诗歌，使诗歌普及到群众中去。 蒲风积极实践中国诗歌会的创作主张。在“捉住现实”方面，他紧紧抓住现实生活中的两个迫切主题：“那就是面临崩溃的火山口似的动乱农村和中国人民反帝的、特别是“反日”的激烈情绪。”在促进诗歌大众化方面，他是最热心、最努力的一个。他在诗歌理论建设上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先后写出了《五四到现在的中国诗坛鸟瞰》、《现代中国诗坛》、《抗战诗歌论》等理论文章。诗歌是时代的产物，蒲风是时代的歌手，他适应时代的要求，写出了《茫茫夜》、《六月流火》、《生活》、《钢铁的歌唱》、《摇篮歌》、《抗战三部曲》、《可怜虫》、《黑陋的角落里》等诗集。这些作品思想健康，诗风刚健朴实，语言通俗，感情充沛，贴近时代，反映现实，在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