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片时代喜剧电影对喜剧元素运用.docVIP

默片时代喜剧电影对喜剧元素运用 　　默片时期的好莱坞电影对电影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作为默片时代的重头戏――喜剧，一直吸引着评论者的注视。美国评论家詹姆斯?艾基将1912-1930年称为“美国喜剧电影最伟大的时代”，这一时期的喜剧电影在艺术手法和创作理念都有了跨越式的发展。电影技术和理念的发展离不开默片喜剧黄金时代的创作群体，尤其是导演群体，巴斯特?基顿在这其中，是与卓别林齐名的佼佼者。《七次机会》拍摄于1925年，正处于“喜剧电影伟大时代”的中间阶段，这一阶段的影片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技术水平和风格，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这也是笔者将这部影片作为分析对象的原因。基顿在《七次机会》中饰演一位小公司的合伙人，遭遇了财务危机，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正在这时，一笔来自祖父的巨额遗产给了这个陷入困境的年轻人以曙光，但继承遗产的条件则是“在27岁生日当天晚上7点前结婚”。之后的影片情节和表演围绕“完成结婚”这一目标而进行，展开了妙趣横生同时又不乏温情的故事。 　　一、 严肃与真实：演员的表演 　　默片喜剧不同于有声喜剧，可以通过妙语连珠的台词或隐蔽的文字游戏增加电影的喜剧性，“无声”的限制使得默片喜剧更多地将能否成功引起观众发笑之宝押在演员的表演和情节的设置上。其中，演员的表演主要体现在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上。 　　与面部表情富于变化的卓别林相比，基顿电影主角的面部表情以“单一”为标志。在基顿的电影中，喜剧主角的面部表情可以用“严肃”来概括，这也是他根据自身对喜剧电影的理解所作出的特别设计。“一个喜剧演员要是在屏幕上笑起来，那就好像是对观众说不要对他那么认真，一切都是‘瞎闹’。其实，观众如果不认真对待他的话，那么即使他处于最可笑的情况中，也不能引人发笑了。喜剧片的演员毕竟是要‘装傻’的。他越是当真，就越会使人觉得可笑。”[1]《七次机会》的主角香农便是从影片开头到影片结尾始终保持一张“扑克脸”，无论是表达陷入困境之时的焦虑，还是得知自己有可能继承巨额遗产时的欣喜，亦或在逃跑中的慌张，甚至向心爱之人求婚之时的激动，他都用那张面无表情却又严肃认真的脸，使人物的反应与置身其中的情境发生一种不合常理的背离，这种背离就是喜剧效果产生的技巧之一。 　　在演员的面部表情上，基顿突出其与常规的背离，然而他对演员肢体动作的要求则与之相反，即向生活贴近。在基顿的电影中，演员的肢体动作并非不顾人物的身份与性格而一味地依靠刻意的夸张举动或自我贬低而陷入滑稽戏的窠臼，而是为人物安排复合其身份性格的肢体动作，使其生活化地展现。《七次机会》里他所饰演的香农是一位公司的合伙人，设定的身份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中产阶级。因此，他身着西装，头戴礼帽，在进电梯的时候遇到女士脱帽致意，以示对其的尊重。玛丽家的黑人奴仆由于长期从事繁重的体力活，步伐较为蹒跚和滞重，无论是上马还是走路都要比其他人的节奏慢半拍。除了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之外，基顿安排的演员动作还符合生活常识。比如理发店的那一场戏，理发师理发的动作和生活中的理发动作并无很大的差别，反观卓别林《大独裁者》中的理发过程，毋宁说那是一场声情并茂的舞蹈演出。此外，影片中人物无论是交谈还是走路，都是我们平时在生活中的样子。这样的“真实”，能够让观众将目光更多地聚焦于电影情节的喜剧性推进，而并不单单因为滑稽到与情节脱离的动作忽略了喜剧情节设置上的巧妙之处。 　　二、 错位与噱头：情节的设置 　　上文提到演员的严肃，在基顿拍摄电影的过程中，还要求导演和编剧的严肃：“不仅喜剧角色的演出是一件严肃的事，而且编剧和导演也是一件严肃的事。喜剧效果是很快会消失的，必须在恰当的时候造成第一次的喜剧效果，接着就应当给观众平静下来的时间，然后按照不同的情况，或是将这个效果进行到底或是继续加以发展。在这种动作的节奏中，有一种像数学那样的准确的东西，因为最重要的是要观众感觉出喜剧事件的全部力量，并且能毫不感到厌烦地等待着即将到来的一场大笑。这种节奏是一门学问，它对导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2]也就是说，好的喜剧电影绝不是简单的笑料堆砌，而是对产生喜剧效果的元素出现的节奏的精准把握。基顿对于节奏的把握，主要通过错位和噱头的设置来体现。 　　错位意味着与生活常识和艺术表现的常规的偏离，“错位就是以某种幽默的方式有意不按生活常识和以往艺术表现的常规来展开情节，从而创造出一种出人意料的惊奇效果，使观众感到有趣。”[3]基顿的《七次机会》中，安排了如下的错位以推进情节的发展，以及增加影片的喜剧性特征：律师给香农带来遗产继承的好消息，却被香农和合伙人吉米当作来送法院传票的人，决定回避之。两方人物在对同一事件理解上的错位，巧妙地构设出一系列令人捧腹的事件。律师再三想要接近香农说明情况，不是被秘书拦在门外，就是被电梯门正好挡在门外，要么就是被刚好开动的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