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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义乡村社会组织化思想资源和价值支撑 　　摘 要：不同的文化信仰会引起不同的组织发展路径，进而影响博弈的规则，并最终影响到社会制度性结构的确定。西方经过了启蒙运动中的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及个人主义等思潮洗礼，形成了社会现代性的基本精神特征：以市场社会为基础的个性解放与主体自由、社会契约、经济自由。其客观实在就是独立于国家权力的自治的市民社会。西方的基层社会组织化、农业合作化正是这一现代性的历史趋向在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化修正后的一项成果。将根植于西方个人主义土壤中的社会组织化制度――合作社，移植到中国的以传统集体主义为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中，其发生异化或难以很好成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这也就是50年来“中国一直没有一种合作制机构真正成功过”的文化根源和精神制约。因为组织化、合作化首先孕育于个人主义的发展过程，然后才逐渐形成。 　　关键词：合作社组织；社会组织化；个人主义；伦理价值支撑；集体主义 　　中图分类号：F0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2-0040-07 　　 　　不同的社会背景及其发展阶段所孕育的文化生态（文化观念、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是迥异的，文化信仰差异会引起不同的组织发展路径，进而影响博弈的规则，并最终影响到社会制度性结构的确定。从这一意义上讲，西方基层社会组织化、合作社（特别是工人、农民合作社组织），虽然最初是个体劳动者、小生产者为摆脱和抵制资本的剥削而组织起来的，起源于个体劳动者经济联合的需要，但就其伦理思想和价值支撑来说，它是以近代欧洲社会的多种“先存资料”为出发点，尤以启蒙思潮中个体意识觉醒、边沁的功利主义最为主要，特别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个人主义思想。基于此，笔者带着问题意识（合作社组织在20世纪从西方来到中国后发生“异化”；市场经济下农民组织化、合作化问题至今仍未能得以很好解决），立足于中西方文化禀赋（非经济因素）比较层面，从经济伦理角度予以思考和剖析，可能会有新的收获；同时也会对人们的“困惑”做出一定的解释：缘何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国家农业中不乏虎虎有生气的“合作化”①（或“集体化”），相反全力倡导集体主义精神的中国社会中合作化却命运多舛而难以很好成长呢？这样也更会有资于当今中国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组织化的发展。 　　 　　一、启蒙运动与个人主体意识觉醒和获得 　　 　　西方的新文化启蒙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关系，正如著名学者余英时（2006）135在分析文艺复兴时所说的：文艺复兴的学术是建筑在人文主义基础之上的，“人文主义是近代文明的最基本的精神，从此一精神上遂派生出一种极有力的历史潮流，那便是妇孺皆知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如果说人文主义是提高全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以对抗基督教的神道权威，那么个人主义便是提高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以对抗传统的封建束缚；由此可以看出二者的关系是如何密切。”两者之间关系的密切，使得我们在剖析个人主义和寻求社会组织化、合作化的思想资源时不能不以此为逻辑起点。 　　启蒙运动兴起于17、18世纪，首先发生于英国（主要在苏格兰），其次传到法国和德国，然后风靡于整个欧洲，是文艺复兴，尤为是英国自由主义和科学革命的“精神产儿”。众所周知，中世纪的欧洲，宗教神学是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教会不仅掌握着神权，而且自身就是封建剥削者。更为主要的是，在教会神学的控制与支配之下，人们尚处在一种“非理性”的蒙昧状态当中。因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矛头直接指向的是教会和宗教神学。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明与生产力的迅猛发展，自然科学开始挣脱神学的枷锁。数学、力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及生物学等各门科学的空前发展，为人类认识和征服自然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其结果促使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认识开始与“神”分离，并逐渐脱离了“上帝决定一切”之教条的束缚。在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将人从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之后，启蒙运动则进一步将社会经济活动行为主体――人和世俗生活从历史传统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使“人的自我”成为宇宙的中心，人置换了神的地位，成为绝对的“主体”。因此，有论者（Troeltsh，1923）指出：“启蒙运动是欧洲文化和历史的现代时期的开端和基础，它与迄至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教会式和神学式文化截然对立。……启蒙运动绝非一个纯粹的科学运动或主要是科学运动，而是对一切文化领域中的文化的全面颠覆，带来了世界关系的根本性移位和欧洲政治的完全更改。” 　　启蒙思潮虽然因国度差异而各有所侧重，但其中不乏共同之处：（1）都对中世纪的宗教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和反思，甚至出现了绝对否定宗教的事实，最终将社会的终极关怀由天堂里的上帝，转到了现实生活中的芸芸众生。可以说，从15世纪到18世纪所发生的思想革命或叫做“精神领域的革命”，重复地说，就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相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