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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记忆与民族反思等 　　作者：朱大可来源：《华商报》 　　在历史记忆方面，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国家记忆错误，也就是抹除或制造错误的记忆。这种所谓“记忆错误综合症”，往往是文化退化的标记。 　　在记忆错误的几种形态中，“完全性失忆”是具有代表性的病症，比如日本教科书完全抹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而无独有偶的是，我们正在忘掉文革带来的历史性悲剧，由此导致了民族反思的重大空白。忘却历史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 　　“选择性失忆”是只记住对维护自己形象有利的东西。这是对“完全性失忆”的一种补偿。它要求民众记住那些有益的事物，而忘却那些有害的事物。但这种选择不是民众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由管理体系提供的罐装食品。它们很像是那种伪劣奶粉，制造着营养不良的畸形文化婴儿。 　　“错忆”，顾名思义是一种错误的记忆，但这种错误不是蓄意制造的，而是对历史误判的结果。例如中国人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错误记忆。 　　在所有记忆错误的形态中，“记忆伪造”是我们的最大敌人。面对上述记忆的敌人，对个人记忆的需求变得急迫起来。我们不能指望官方历史学家能够提供太多的正确记忆。惟有民间的个人自由记忆，才能成为历史守望的真正主体。耐人寻味的是，从2005年开始，中国出现了个人记忆的潮流，其中不仅有大量政治老人的回忆录，还有底层个体的口述实录，而与那些重大历史节点相呼应，还涌现了80年代的回忆思潮、文革结束30年的反思潮流，以及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浪潮，如此等等。所有这些热烈的话语活动，都旨在帮助我们从流逝的历史中汲取养分。 　　在记忆的浪潮里有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那就是记忆的多样性形态已经形成。例如，在政治学者的论域里有“两种文革”，而在更多人的记忆中，文革的形态变得更加丰饶多姿。它们的色彩是截然不同的，却又能够被拼缀成一个完整的历史地图。正是这种集体性和多样性，保证了记忆的相对准确。 　　要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自己的记忆遗产。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记录了反面乌托邦的历史。他去年被授予俄罗斯国家勋章，这从另一侧面，表达了俄罗斯民族对这个人的优秀记忆的谢意。 　　我们每个人并不必成为索尔仁尼琴。但我们都有望成为记忆的战士，在文化离乱的时代，捍卫并经营自己的鲜活记忆。尽管大多数记忆必然是残缺的碎片，而关于记忆的转述，也会因缺乏修辞而变得笨拙起来，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建构自己的记忆文本。在我看来，最笨拙的记忆，总是拥有最真实的力量。 　　 　　超越“夷夏之防”思维模式 　　作者：姜义华来源：《新华文摘》 　　华夷之辨，夷夏之防，这是中国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华夷、夷夏，不仅是一个种族的概念，而且更是一个文化概念，其核心观念是华夏文化远高于夷狄文化。 　　在先秦时代，它指中原农耕文化高于周边游牧文化；后来则长时间地沿续了这一观念。清代以来，这一观念被用来抵制西学的渗透与影响。近年来响起了一片反对西化、反对西方渗透的呼声。从这中间，不难看到“夷夏之防”这一思维模式是多么顽强。 　　的确，在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太热衷于同传统思维、传统文化“彻底决裂”。但是，我们也不必因为当前的“国学”热，就视西学为洪水猛兽，视“西化”为“以夷变夏”。 　　中国古代的所谓夷狄文化，主要是游牧文化、草原文化，它们曾冲击和破坏了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但也为中原农耕文化注入了新的因素、新的活力。后来，印度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输入中国，经过双方的磨合，不仅产生了中国特有的佛教宗派，而且有力地激发了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和文化的转型，直到宋、明理学的创立。近代以来，中国所广泛吸收接纳的西学，是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成功而带来的一种全新的现代文明。师法西方并没有使中国丧失自己，反而使中国所固有的思想、学术和文化获得了新的营养，从固持走向流动与创新。 　　 　　大时代里的文学出路 　　作者：谢有顺 来源：《南方都市报》 　　这是一个大时代。说其“大”，是因为它问题丛生，有智慧的人，自可从这些问题中“先立其大”。确实，以文学为例，很多的写作，日益流于耍小花样，或者讥讽道德，或者刻薄人事，惟独缺乏宽大、温暖、公正的眼光，缺乏以真性情立世，并从真我里发出的生命理想，说到底，缺乏精神的创造力。 　　我以为，这些即是这个时代的“大”――文学需要一个立场，一个理想，一种肯定，一种气魄，有了这个大方向上的翻转，其他问题才能随之获得解答。 　　我现在能明白，何以古人推崇“先读经，后读史”―― “经”是常道，是不变的价值：“史”是变道，代表生活的变数。不建立起常道意义上的生命意识、价值精神，一个人的立身、写作就无肯定可言。 　　所谓肯定，就是承认这个世界还有常道，还有不变的精神，吾道一以贯之，天地可变，道不变，这就是立场。 　　“五四”以后，中国人在思想上反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