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尔区变回蓝天对北京启示.docVIP

鲁尔区变回蓝天对北京启示 　　虽然对中国和德国鲁尔区这两个差别极大的地方进行比较应该慎之又慎，但是鲁尔区重新“变回蓝天”的经验至少能起到一种警示和推动作用：只要有坚强的意志力和协调力，任何地方都有可能重回蓝天 　　我是一名德国人。最近，我迁居到挪威，供职于奥斯陆大学。我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是中国空气污染防治的行动计划研究，它是“中国空气污染和人文行动”的子课题，这是一个大型的跨国和跨学科的研究工程。 　　当我告诉我的父亲我的工作是研究中国空气污染问题时，他总是叹息道：“我记得当我是个孩子的时候鲁尔区的天是什么样子的。空气非常糟糕，到处是讨厌的灰尘。我从外面玩回去之后，身上总是很脏。我和我的同学在整个学生时代都有比较严重的支气管炎。晾衣服是一件很让人头疼的问题，只要你把衣服晾在外面，那么当你下午收回去的时候，衣服不是灰的就是黑的。真的非常恐怖！但是现在看看，虽然我们走了很长的路，但是很高兴我们把污染问题解决了。鲁尔区的天又变蓝了。” 　　我父亲的第一份工作是煤矿的高电压工程师，之后开始学习景观学和生态学，如今他在政府的环境保护机构工作，他的经历也很好地反映了鲁尔区变迁的历史。 　　鲁尔区的空气污染是持续、严重的危机。此外，由于鲁尔区是一个工业地区，人们对它重污染的感知与世界上其他大城市不太一样：该地区的污染或多或少被视作是工业集中所不可避免的。至少，鲁尔区为德国战后经济的飞速发展提供了所需要的能源和钢铁。人们都相信，一个国家的一些地区不得不作出牺牲。 　　然而，鲁尔区除集中了德国最大的煤矿、工厂和电厂之外，它还是德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区域之一。从鲁尔区工业化伊始到60年代煤钢产业开始衰落，由于重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该区域不断吸引着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鲁尔区3500公里的土地上容纳了来自150个民族的约700万人口。因此，工业造成的污染总会立即影响到居民。 　　在1960年代，该地区的空气污染是可以看出来的。位于城市的烟囱、钢炉和炼焦炉常年累月地排放着成千上万吨的粉尘和煤灰。直接的后果就是该地区居民呼吸道疾病发病率剧增，尤其是肺癌的发病率。孩子们佝偻病和结膜炎的发病率也很高。此外，高密度二氧化硫的排放导致树木枯萎，并最终使土壤和水酸化。 　　居民家庭取暖和做饭设施与该地区82个高炉、56个托马斯转炉以及93个电厂，都在没有加任何烟尘过滤器和烟气净化设备的情况下运转。医学研究表明，鲁尔区周边城市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比德国其他地区高数倍，并且在雾霾过后，人口死亡率会上升30%。那时，鲁尔区的孩子们甚至比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农村的孩子们更小更瘦。鲁尔区的乳牛养殖业也同样如此。空气污染严重影响了农业和私家园艺业的发展。 　　回顾历史，很难准确评估各种污染源对雾霾问题的贡献程度。用一种简便的方法，比如，大部分分析人士认为在1960年代中期，TSP（悬浮颗粒，当时用PM10污染物来衡量）主要受工业污染源影响（82%），居民燃烧物所占比重不大（12.7%），公共交通影响最小（4.8%）。生产一吨原铁要排放8.6千克的灰尘，工人们每天都必须清扫覆盖在烟囱上厚厚的灰尘。该地区每年要排放400万吨的SO2，这就意味着每天要排放200-240 ?g/m3。有意思的是，19世纪60年代早期，鲁尔区所排放SO2和PM2.5的最高峰值与北京相当，甚至有时比北京还严重。 　　鲁尔区的“蓝天梦”和“奋斗经” 　　尽管自1950年代以来，当地和联邦政府就开始积极为控制空气污染立法，但是公众对此并不太关注。1961年4月28日，维利?勃兰特第一次竞选德国财政部长时，他在伯恩进行了演讲。在指出雾霾波及范围之广和影响之恶劣后，他呼吁“鲁尔的天应该重回蓝色”。那时，他受到了嘲笑，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污染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无法解决。然而，尽管维利的呼吁被视为异想天开，但在国家层面的政治家和机构来看，他击中要害。 　　1962年4月，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政府颁布了“控制空气污染，减少噪音法案”，该法案基于颁布于1895年为控制工厂空气污染而制定的“普鲁士技术指南”，只经过部分修订。除了一般性条款之外，它还包含保护“公众”对抗由空气污染引起的威胁和持续监控空气质量的条款。然而，一开始，新的立法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超越旧的立法，而且还有一些短视的做法，比如仅仅是加高烟囱。最后，受1962年冬天爆发的一次非常严重的雾霾事件的影响，1964年12月出台了第一部雾霾条例，它要求在雾霾较严重的时候暂停工业生产并减少或限制车辆出行，它的标准在之后的修订中逐渐降低。虽然“雾霾条例事实上的重要性被限制了，但它实际上提升了公众对空气质量的关注度。” 　　1964年，联邦首次发布了“空气质量控制技术指南”，包括更新工厂设备，烟气净化和空气质量控制的说明。它包括了这样一种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