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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弋于时间概念与价值归宿之间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既是时间概念也是价值归宿。所谓中国现代文学其实是指1917～1949年的中国新文学,而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史,就是以新文学为价值归宿的坚守史。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坚守价值归宿,这在20世纪是绝对必须的,在21世纪也是绝对不能轻易放弃的,但在白话文、新文学业已取得了统治地位的21世纪仅仅坚守价值归宿却又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剥夺了受教育者全面了解这段文学的历史真相的权利,也限制、影响了受教育者的视界和思维方式,因此,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应该也必须游弋于时间概念和价值归宿之间。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 时间概念 价值归宿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8)10(b)-0207-02 　　 　　中国现代文学既是时间概念也是价值归宿即既指1917～1949年这32年的中国文学,又特指这一时段内的中国新文学,而共和国建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史,其实就是以新文学为价值归宿的坚守史。但是进入21世纪后“鸿飞冥冥,弋人何篡焉？”笔者以为在现行教材还没有出现大的变动的情况下,当下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应该也必须游弋于时间概念和价值归宿之间。 　　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坚守价值归宿这在20世纪是绝对必须的,在21世纪也是绝对不能轻易放弃的。20世纪20年代末期沈雁冰曾郑重声明:“我也知道‘整理旧的’也是新文学运动题内之事,但是当白话文尚未在全社会内成为一类信仰的时候,我们必须十分顽固发誓不看古书,我们要狂妄地说古书对于我们无用,所以我们无须看古书的工具――文言文。”[1]这实际上也是第一代新文学家的基本态度。他们的矛头直接指向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带有明确的社会功利目的:巩固、发展包括文学革命在内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成果。正其如此自1922年周作人担任燕京大学现代国文的功课、朱自清1929年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开设的“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起,直到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草案”的颁布,坚守价值归宿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取得实质性的胜利:新文学获得了进入了大学课堂的通行证。而自“新时期”迄今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拨乱反正,逐渐回复到周作人、朱自清等所开创的模式,并且在健全、深化这一模式上取得了极其可观的成绩。可以说正是因为有这种矫枉过正的精神和不退让、不妥协的的勇气,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才在更广泛的范围内重构起文学的秩序即真正确立了新文学作为中国文学正宗地位。 　　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之所以必须在21世纪坚守价值归宿乃在于影响新文学发展,甚至于影响人的现代化进程的因素依然存在。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弘扬传统文化”的鼓乐声中,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传统被抛到一边,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白话文和新文学的鼓噪却始终不绝于耳,其结果使得古籍的翻印形成铺天盖地之势,使得某些学者煞有介事地推出从孔夫子《论语》到陈寅恪大作的“家庭必备书”,使得患有“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病症的学者以30年河东30年河西作为立论的根据,狂妄地宣称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能拯救人类,甚至也使得某些文坛混混、学术界混混乘机将鲁迅视为毁灭中国文化的罪人,必欲将其形象毁之灭之“散胙”之而后快。但是“中国人倘能努力再古一点,也未必不能有古到三皇五帝以前的希望,可惜时时遇着新潮流新空气激荡着,没有工夫了。”[2]如此的现状实引起了中国现代文学工作者的普遍关注,譬如著名学者王富仁就曾撰写文章,明确表示不同意把旧诗词写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同意给它们与现代白话文学同等文学地位。他承认“这里有一种文化压迫的意味”,但更强调“这种压迫是中国新文学为自己的发展所不能不采取的文化战略”,亦即“这里的问题不是一个具体作品与另一个具体作品的评价问题,而是一个引导现代中国人在哪个领域发挥自己的创作才能的问题;也不是它(旧诗词)还存在不存在的问题,而是一个它在现当代中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问题。”[3]这一“存在的意义与价值问题”,直白地说,即事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为“‘语言现代化’(扩大来说,就是‘文学的现代化’),‘思想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构成了‘五四’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基本内容,这就是‘五四’的时代精神。”[4]换言之,在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中是否坚守价值归宿,关系到能否继承、弘扬五四精神和完成五四新文化运动未曾完成的思想启蒙的重任,亦即关系到中国人能否顺利地实现语言现代化、思想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大是大非,绝对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和妥协。 　　但与此同时必须承认在白话文、新文学业已取得了统治地位的21世纪仅仅坚守价值归宿却又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还必须顾及“现代”一词作为时间概念的根本意义,即必须也应该以选修课的形式将新文学之外的其它文学也纳入教学内容,因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