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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化趋向新三届理念与行为分析 　　1978年，对我们国家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年份。其中不平凡的事件之一就是我国的高等院校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从“工农兵”中选招大学生的录取方式，公开从社会上招生。 　　是年初第一批新生入学，秋季第二拨学生进校，来年秋天又迎来了第三届学生。这三届学生是新时期教育的始弄者，是新旧教育体制转型的参与人。为区别“文革”前的“老五届”、“文革”中的“工农兵”以及后来毕业的大学生，他们被冠之以“新三届”。自此我国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步入正轨。由于其特殊的生成背景及在校时所处的特殊阶段，“新三届”在思维理念和行为方式上与前后毕业的大学生有着诸多的不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他们身上普遍存有着一种浓浓的平民意识，这种意识一直支配着他们的学习及日后的从业，并对我们的社会产生着影响。 　　 　　教育改制：平民意识生成的客观基础 　　教育在我国多少年来一直是很高贵和高雅的事情，无论是封建的“科举”还是近现代的“学堂”教育，不是从贵族子弟中选招学生就是将平民的子弟培养成贵族。“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对教育进行疯狂贬斥的年代，教育在人们心目中依然是神圣的。那些掌握权力的红色贵族，包括乡村、街道一级的当权者，宁愿让自己的孩子和亲属去接受知识可能造成的“污染”，也不愿给处于社会底层(特别是政治底层)富有学习愿望和天赋的孩子以机会。所以，在中国的学堂中总是弥漫着一种贵族化的气息。这一方面说明我国经济和社会的相对落后，上大学只能是极少数人的事情；另一方面说明高等教育的等级制十分严重，它将自身做出诸多的限制，只有少数具有某种身份、符合其条件者才能进入其中。 　　招生制度的改革改变了这种状况，将原来只针对少数人的高等教育转而面向大多数人。从决策者的初衷来看，要改变原有教育过于政治化的倾向，从广阔的范围内招收到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它对教育来讲是轰动性的，教育本来就应当也必须是面向全民、为了全民的。而既然要面对全民，就必然会对社会产生影响。招生改革不仅改变着教育，还进一步改变着社会上的人群关系，改变原有按政治成分和出身划分人群的标准，给更多的人以机会。当时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高考招生制度的出台几乎是与给地主、富农及右派分子摘帽等一系列决定同时进行的。所以，它与其说是一次教育的改革，不如说是一次社会的革命。高考使得原来许多根本无缘上大学的人能够参与到高考之中，许多生活在社会底层、在原有的政治体制中受迫害、受歧视、受淡漠的人能够通过高考入学来改变自身的命运。教育的平民化和平民的教育化，是当时整个社会转型的一种反映、一个缩影。高考可以说是我国社会改革的突破口，它抛开了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封建等级制度，允许广大平民来参与。它在接纳平民的同时又丰富着平民，给广大平民提供了施展自身才华的机会。思想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有其现实的基础，“新三届”学生所具有的平民意识正是源于这样一种开始实行的高考制度。 　　 　　自身经历：平民意识形成的主观因素 　　制度只能是客观方面的，或者说只能是一种外在的因素。它对人们的思想观念起作用，还要通过人自身的条件。同样是公开高考招生，“新三届”与“老五届”以及后来的大学生表现出了不同的思想状况，就是源于这个道理。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一些学生能像“新三届”的学生这样具有如此丰富而复杂的学前人生经历，而这些正是构成其思想观念及行为走向的主观成因。他们在恢复高考客观条件的促成下，形成了平民化的思维和处世风格。 　　在“新三届”入学前，国家高校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向社会上公开招生。“文化大革命”中高等院校全面停课，造反串联，使教学出现空白点。后来出现的“工农兵学员”很多人与其说是来学文化的，不如说是来搞政治的，什么“上、管、改”“白卷先生”，把高校搞得乌烟瘴气，更加剧了学校的混乱。当然，并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到高校中学习，他们不是要有个“红”爷爷，就得有个“红”爸爸，除此还要通过错综复杂的关系，才能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在人们的眼里，上大学不仅能摆脱做工、务农的劳苦，而且还能获得政治上的优越感。 　　当时，这些“新三届”学生绝大多数是没有机会进大学的，他们不是从父辈那里承袭了非革命的血统，就是家长的平庸使得他们没有任何可实现上大学梦想的关系和途径。他们绝大多数人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做工、务农、当兵，每天与普通老百姓一样挥洒着汗水，甚至为着起码的温饱而苦苦地劳争。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已经结婚生子，成为长辈，支撑着家庭。有些人担负着某些基层的职务，但与普通百姓在生活状态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更有些人由于出身上的原因，在苦于生存的同时还要遭受社会的白眼和不公。社会的模式与自身的处境，使得他们必须面对现实，很少有现在年轻人那样的天真和浪漫。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下，其思维和行为方式必然是平民化甚至是贱民化的，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