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与浩特乌素图召庙建筑彩画艺术研究.docVIP

呼与浩特乌素图召庙建筑彩画艺术研究 　　蒙古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传统的蒙古藏传佛教召庙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装饰其上的建筑彩画吸收、融合了汉、藏两种文化，从而形成独具本土地域风格的装饰艺术。因此，本论文选取了具有典型地方特征的呼和浩特乌素图召庙建筑彩画为研究对象，对蒙古族少数民族地方彩画本身、其与官式彩画的联系等方面进行梳理研究，并对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出一些抛砖引玉的建议。 　　位于呼和浩特市区西北12公里大青山南麓乌素图村的乌素图召，主要由庆缘寺、法禧寺、长寿寺、广寿寺和罗汉寺5个毗邻的寺院组成，乌素图为其总称。庆缘寺位于乌素图召的中心，是主寺，建于1606年（明万历三十四年）。是由召庙创建人察哈尔佃齐-呼图克图组织蒙古族匠人希古尔、拜拉二人进行设计建造，也是内蒙古地区众多召庙中唯一由蒙古族匠师自行设计并建造的寺院，装饰其上的建筑彩画更具典型的民族风格与地域特色。由于文革期间的破坏，现存建筑中仅有庆缘寺与法禧寺的彩画遗存保存相对完好，历经整修，多为清代至民初实例。 　　乌素图召庙建筑彩画的概况 　　乌素图召庙建筑彩画主要受到藏传佛教、清官式彩画和蒙汉民间艺术这几个方面的影响，体现出其在本民族自身特点的基础上吸收、融合了汉、藏等各民族的特点，彰显了浓厚的地域文化及民族特色的多元特征。 　　十六世纪末，在阿勒坦汗的扶持和倡导下，藏传佛教的格鲁派传入蒙古地区。此后便在蒙古地区广为传播至明末清初之际，内蒙古诸部基本上“敬奉释教，并无二法”成为全蒙古的宗教信仰，并出现了固定的宗教寺院――蒙古族藏传佛教召庙。由于蒙古族的游牧生活，决定了其在定居建筑上必然学习其他民族并综合多元的特征，深受汉、藏文化影响下的蒙古族召庙建筑基本上是以汉藏结合式进行表现的，反映出其在汉、藏两种文化中的选择与交融并将其铸为一体，成为独具本民族文化特征的载体。乌素图召庙中的中心建筑即是由经堂和佛殿合并组成的苏克沁殿建筑样式，其主要特点为汉藏结合（见图1）。装饰其上的蒙古族召庙建筑彩画则突出其蒙、藏、汉结合的特点。 　　呼和浩特地区召庙大多都是敕建，使之不可避免的与官式彩画发生关联。作为呼和浩特地区十五大召庙之一的乌素图召同样受到了清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康雍乾时期陆续扩建、修葺。因而在乌素图召现存的召庙建筑彩画中，清代中期官式彩画的影响也最为明显，如内外檐彩画等级不同；对旋花进行简化将路数、花瓣减少等画法。然而作为少数民族地方彩画虽然受到清官式彩画的影响但在相对缓慢的发展过程中还保留有相应的早期特征。从北元（明）至清均留有痕迹如庆缘寺内檐梁架上的旋子彩画就带有不同时代明显的特征。 　　乌素图召庙建筑彩画的艺术特征 　　乌素图召庙建筑彩画受等级所限以旋子彩画为主，其艺术特征主要反映在构图方式、图案题材及色彩应用这几个方面，并体现出其将蒙、藏、汉文化相融合的艺术特征。 　　首先，根据乌素图召庙建筑大木构件上的彩画遗存来看，旋子彩画方心长度有占构图1/3的，也有占1/2的甚至超过1/2的，不似清官式建筑彩画严格按照三停处理。构图方式更为灵活自由，按构件的长短，通过端部和方心图案的长短来增加构图的变化，进行一些因地制宜的调整，选择合适的构图。（见图2） 　　其次，乌素图召庙建筑彩画的图案题材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因为信仰蒙古族受藏传佛教影响巨大，藏传佛教寓教义于艺术形象，通过直观的视觉形象去感化芸芸众生。反映在召庙建筑彩画中便出现一系列如佛祖、坛城、瑞兽、花草、藏传佛教法器、梵语经文、度母等的内容题材，象征佛法无边、功德圆满、寓意吉祥。除此之外还受到明清官式彩画的影响，又由于内蒙古地区临近中原，受汉族民间文化影响很深，具有吉祥寓意的图案题材也被广泛吸纳。同时作为一种少数民族地方彩画的形式，必然不能摒弃蒙古人的特定喜好。因此，在图案题材的表现上也将蒙古族喜用的纹饰元素与藏传佛教艺术形象及汉族民间吉祥题材进行融合并突出其象征意义形成自身特点。 　　乌素图召庙建筑彩画遗存中，瑞兽以龙、凤、狮子为代表。其中龙不仅作为藏传佛教护法之一的瑞兽，也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具有飞黄腾达的意思代表最高等级的尊严。在汉族民间讲究龙和凤的组合象征“龙凤呈祥”美好祥和的寓意，二者形象常用在方心图案纹饰当中中。并且内檐彩画等级较高，以五彩描金的技法进行表现，外檐等级较低常绘单色勾线图案化了的龙、凤纹，可以明显看出清代中期官式彩画对其的影响。（见图3）藏传佛教以兽中之王的狮子比喻佛的勇猛无畏，在召庙彩画中通常以狮子吞口的形式出现，狮头额上绘吊睛 　　以三眼为特征，融合了早期蒙古族萨满教崇拜的特征（见图4） 　　藏传佛教主张信徒循环往复吟诵六字真言，念念不忘，这样才能消灾积德、功德圆满。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梵语经文成为重要的方心、天花的主体题材内容。蒙古人不管